我把这事告诉一名当天也采访虐童案的同行。有了艾莎被父亲虐死的案件为警惕后，我们是否应多留意身边幼童有无被虐待的迹象，以免更多悲剧发生？同行一语点出这建议为何难以见效——虐童的父母是不会把孩子带出门见人的。

（作者是《联合早报》资深高级记者）

有一次，中心职员上门成功“逮着”小姐弟的父亲与继母，但夫妻俩不让职员入屋，而是坚持在屋外谈话，以致职员最终还是没能见着小姐弟。

在脑子仍装满各种恐怖虐童细节的驱使下，我本能地在电梯里悄悄观察两个孩子，查看他们脸上或四肢是否有异样。在电梯抵达14楼之前，我放心地告诉自己，看来是我那还未“下班”的脑袋多疑了。

就如高庭法官艾迪阿都拉为艾莎案下判时所说的，发生如此可怕的虐童案却无人发现，这是可悲的事情。当写着艾莎死前如何遭受父亲一次又一次的虐打时，我心想，是否有过什么时候或机会，可让旁人或外力介入，及时阻止悲剧发生？学校与家庭服务中心人员都没有执法权，但在适当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能让他们在执行职务时有更多权力，以确保那些没上学、没消息的“消失”孩童，并没有陷入孤立无援的受虐苦难中？

五岁的艾莎在丧命之前，连同比她小一岁的弟弟被父亲虐待约两年。他们大多时候被禁锢在家中一个小角落或厕所，几乎没有出过门。不过，这期间并非没人关心这对小姐弟过得如何。

这不是唯一想方设法不让外人接触受虐孩子的个案。有一对在去年被治罪的虐童夫妻，因担心校方发现女儿身上的伤势，不让她上学。当被校方要求进行视讯时，妻子特地指示女童坐在灯光不足的角落，避免对方看到女童伤痕累累。

我完成父亲虐死女童案的采访工作后回到住家楼下，遇见一对夫妻与他们的年幼子女，和我一样在等候电梯。两个孩童静静地站在爸妈身边，看上去与遇害女童艾莎和她弟弟的年龄相仿。

艾莎与弟弟在父母亲离婚后，曾由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安排接受寄养，直至父亲再婚，小姐弟才和父亲与继母同住。家庭服务中心派职员跟进小姐弟的情况，但被父亲多番阻挠。例如，父亲不接中心职员的电话，后者亲自上门时也无人应门。父亲也骗职员说两个孩子暂交亲戚照顾，但他其实没有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