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四代团队中，他是出身较平民化的其中一位，没有家庭政治背景或启蒙，成长经历和很多普通人没有两样。当中的另一位是陈振声，但起码是在莱佛士书院受的教育。无论如何，他们的成就，都特别具有启发和鼓舞的力量。

这肯定是一场进行中的、见仁见智的辩论。国务资政李显龙（还有点不习惯这么称呼）在今年五一劳动节集会上的演说中，有很精彩的一段，可以作为“正方”的总结陈词。他说，我们不像一些国家，出现阶级化的情况，住家的邮区号码，并不会决定个人的命运，因为“每一所学校都是好学校”是客观事实，包括邻里学校，它们都提供特别的选修课程，涵盖音乐、舞蹈、体育和机器人技术等等。

借用总统尚达曼的“电动扶梯论”，大家高低位置不一样，但都是在向上流动，皆大欢喜。反之，经济搞砸了，用池塘缩水来比喻，强大的鱼没事，但一些弱的会特别辛苦，而就算是池里的大鱼，到了国际舞台，也会被人家大池塘里的小鱼比下去。

阶层是否正在固化，或者存不存在结构性问题，有的话如何修复，都是大哉问，坦白说我给不出确切答案，而是宁可相信，我们的处境一定在两者之间。弱势家庭的子弟如果肯拼，还是会有出头天，但也必须看到，财富和所谓的“社会资本”，也让竞争变得不公平。比如在我们这个“补习国度”，有着几百上千家补习中心，收费少就一起补，收费多就一对一，能给更多就能请来名师专门传授最刁钻考题的解答技巧，以求考个满分成绩。不久前甚至读到新闻，说市场上已出现“辅导班”，教学生怎么应对法学院或医学院面试官的提问！

最后，是持续做大经济蛋糕，增加优渥工作的绝对数量，这一来可以把更多国人吸纳进来，二来国家也才有足够收入可以再分配。像建国初期穷困时，教育资源匮乏，各年级学额就这么多，虽然没有虎爸虎妈和补习，也感受不到任何读书压力和内卷，但因为淘汰率太高，竞争其实更为残酷。

因为是不小的冷门，也就上了《联合早报》的封面，以示鼓励。我后来想，同事中，应该有不少上述三所名校的校友，但圣加俾尔？很希望若干年后，也会有它华文很厉害的毕业生，读完大学后来报馆报到。

总之对为政者来说，社会流动性，国之大事，不可不察也。

2016年特朗普当上美国总统，以及后来英国的约翰逊和法拉奇等民粹主义政客的崛起，多少都有这样的社会背景。有人因此说《精英》一书作者有先见之明，而且现实的成真比所预言的还要早。

这个总理和我有点像

“全岛都有好学校，人们无论住在执政党选区、反对党选区、政府组屋还是私宅，都没有差别。只要有才华，就能得到提升；无论具备什么才华，都会得到机会。”

值得一提的，还有各个自助团体的补习班，例如华助会，他们的关注点显然不止于把学生的分数从C拉到B，或从B拉到A，而是会通过活动，想方设法扩大学生的眼界，补强他们的信心和心智韧性，甚至把他们的父母，也纳入关怀和扶持的整个配套中。我认为这条路子是对的，也是和商业补习业者在价值主张上的最大区分。

补习国度里的不公平竞争规则

究竟上述的圣加俾尔、北烁的奇迹，还有新任总理，是偶然的个案，可遇不可求，还是社会流动性的证明——只要有天分加上肯努力，就不会被埋没？又或者还是可以在代表性上挑毛病，比如说按阶层的人数分布，内阁里的黄循财、陈振声们，理应占比更多？也可能，这里头有个时间差，即在他们成长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个人条件还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逆袭成为可能。不过这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父母加入到赛场，规则的公平性被削弱，机会的窗口已然变小，未来的5G、6G，很难再有邻里学校出总理这样的事了？

当然，这仅仅是民众的第一印象分，黄循财最终能被同侪推举，认可的相信还有他的沉稳、无私、聪明、能思考与分析、有大局观能决断，以及善于沟通和有亲和力等等素质的总和。

当然，这个月更大的邻里学校成功故事，主角非新总理黄循财莫属了。

必须说，处在一个开始有着反精英的冲动，或多少有仇富苗头的年代，在政治上，出身平凡者，反而比较容易被民众视为“我们的人”，然后被接纳。当然，不是说平民背景者从政，就一定更有同理心，更接地气；反之，来自政治世家，也不一定不能苦民所苦。不是的。只是说对于前者，民众会认为他的出身跟自己没什么差别，他能成功，靠的一定是真本事、好头脑，而且有过奋斗，得克服重重难关，因此很自然会心生多一些钦佩和信任感。

天下父母心，但凡有点盈余，都会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支持，这点无可厚非。刻意拉平做不到，做到了也多数流于表面，因为优势方方面面而且多是潜藏着的。但这不等于说，就应该放任不管。至少我认为，有三方面必须做，或已经润物细无声在做了。

上个月底的华文大比拼，一所邻里男校以黑马姿态拿下总冠军！被这所圣加俾尔中学打败的，包括莱佛士女中和南洋女中（不是说女生语文天分要更强一些些吗？）还有来头也不小的华侨中学。

因为有了这些认知，知道孩子有不同的资质、兴趣和志向，学校的类别也多了，包括体育学校、音乐学校、科学学校，当然还有直通车、特选、工教院等等等，学生再也不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那些赶不上的，不必太担心“一考定终身”魔咒；走错方向的，整个体系允许你绕一点远路，最后到达你自己的罗马。另外就是逐步把分流的标签拿掉，设法让每个班的学生背景更多元。这些都是积极的改变，并且还没来到终点。

（作者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

我始终相信，教育仍是一个最大的平衡器（leveller），做对了，可以推进社会流动，制造出未来的“黄循财”；失灵的后果，轻则让精英主义有机会滋长，重则使到权贵可以不断“世袭”，而贫弱者永远翻不了身。这正是“反方同学”所担忧的。

说到邻里学校的奇迹，约两个星期前还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学生名叫庄育文，来自北烁，奇特之处是他念小一时，就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停学了整整九年！但在北烁抓到重拾课本的机会后，一路发力，先去了工教院，再完成理工院课程，如今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国立教育学院录取，准备将来当教师。

首先，是尽量别让弱势者落后太多，或在起跑线上就输掉了。像政府近些年对平民化的学前教育加大拨款、修改小学报名制度、把比较有贵族色彩的英华小学，从巴克路搬到登加新镇，我觉得都是往公平一些的方向在努力。类似英华的搬家计划，说不定下来还会接二连三发生？

我跟编辑同事说，求学路上被按下九年的暂停键，换成是你我，大概从此完蛋，但他凭着过人的资质和意志力，竟然办到了。最后，我们把他的照片放大，在“九年……”云云的标题之外，补了一个致敬式的引题：一场不可思议的赶超。

第二，是4G团队不时强调的：拓宽成功的定义，进而给予合理报酬。当中又有两个思路，即做到条条大路通罗马，而不是路径只有一条，走不通，就把人淘汰掉。再来是，谁说就得去到罗马，才是最好的风景，才算是人生事业的成功？

Meritocracy，我们常翻译为“唯才是用/是举”，刻意避开“精英主义”。两者的差异性或关系可以这样理解：前者如果守不住或者变色了，不小心就会滑向精英主义，进而阶层出现固化，各个领域腐败、跋扈和让人讨厌的“赵家人”越来越多，最终引来民粹主义的怒火。

但一些人显然没那么乐观。这个“反方”，不妨以南大副教授张优远为代表。她在几年前出版的《不平等的样貌》研究著作里，探讨了代际贫困和社会不平等现象，认为教育已发挥不了“唯才是用”（meritocracy）的效用。她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是：“补习中心和增益班无处不在，在一个接触面和才智提早开发就能得到奖励的体系中，一些孩子由于阶级优势，占尽了便宜，他们在大门打开的那一刻，就能往前直冲了”。但她认为这些孩子其实没有比别人更优秀，也不应该如此获益。她甚至认为，不只是教育，整个体制的奖励和分配都必须做出变革。

早报记者早前还报道过他的一则童年往事：家里进了贼，警察抓不到人，母亲便带着他找地方上的黑老大，看能不能帮忙揪出干案者。毕业后职涯的初期，他只是贸工部的一名经济师，据他说，自己甚至没被选中成为行政服务官员，也就是不在“快车道”上。在私领域，他也经历过失败的婚姻。总之，成长、学习和工作，和很多人的轨迹相似，虽然不是最底层，但绝不是富二代或政二代。

成功定义可以很多 不是每个人都想去罗马

英国已故社会学家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在1958年出版的《精英统治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中，描述了一个反乌托邦社会，奉行唯才是用原则，推崇智商和努力（其实借以讽刺英国当时的中学分流制度。是的，分流！）形成精英统治着被剥夺了权利的下层民众的格局，叙述最后以2034年“民粹主义者”对精英的反抗告终。显然，如同书名所示，在一些社会，唯才是用可以异化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而不再是减少不平等的措施。

黄循财从小到大住马林百列组屋，上区内的幼稚园，小学就近读海格男校（现丹绒加东小学）、丹绒加东工艺中学（现丹绒加东中学）。《经济学人》问他非名校出身，是否让更多平民感到亲切，他说：“我的背景就是这样，如果这让新加坡人更能产生共鸣，那挺不错。”当然他不忘强调，国人会更在意他能否交出漂亮的治理成绩单。

在一些社会，唯才是用可以异化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而不再是减少不平等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