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情况依然急转直下。2021年初，陈刚教授在“中国行动计划”下被FBI拘捕，研究项目停滞，一年后才终获清白。他和多名华裔学者的遭遇，引发了“种族定性”争议。这项计划在2022年初终于被美国司法部叫停，但中美科研合作已遭遇灭顶之灾。
（作者是《联合早报》视频编导）
美国大选进入冲刺阶段，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一夜之间从默默无闻变得家喻户晓。这位中西部“白人老爹”有着35年的中国缘分，然而如今这却成了政治靶心。
1989年，别的外籍教师纷纷逃离中国之际，25岁的沃尔兹偏向虎山行，在广东教了一年书。这一年带给他交织的感受，既见证中国社会的伤痕，又感受到周围老师同学的善意。回美后十几年，他每年暑假都组织美国学生赴华游学、增进了解。
也在那时，我常旁听MIT理工科院系关于前沿科技的讲座，对美国工程院院士、机械工程系主任陈刚教授印象深刻。身处异乡，听到一口湖北口音的英文，亲切之余也为华人科学家的卓越成就与有荣焉。
2019年，我在MIT的教授朋友和过百名在美的中国问题专家联署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批评特朗普政府的鲁莽政策转变，强调华盛顿政学商界在对华政策上，并不存在所谓强硬共识。
另一边厢，美国到中国留学的人数一直少得多，尽管曾有政治人物试图改变。奥巴马在2010年发起计划，希望五年内向华派出10万学生，被称为“下一代中国问题专家”。而如今，别说留学，就连沃尔兹曾组织的短期暑假游学也近乎绝迹。
记得2017年，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访学时，中国通教授曾说，美国学术界出现了令人不安的趋势：中国研究者会被贴上标签，要么是鹰派的“屠龙者”，要么是鸽派“熊猫拥抱者”，几乎不允许中间地带。
受影响的不仅是教授学者，美国这个全球人才高地，也不再那么欢迎中国学生了。过去20多年，中国一直是美国留学生最大来源地。但近两年，人数首次下降，曾经张开双臂欢迎国际学生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更成了敏感领域，一些学生还遭遇签证吊销乃至遣返出境。
这种普通人层面的交往，在中美两国都曾算佳话，政治人物成为“知华派”也常是加分项。但如今，无论美国两党分歧多大，对华“没有最强硬，只有更强硬”却高度一致。“中国经历”成了原罪，共和党对手甚至立即就要求联邦调查局调查，看沃尔兹是否成为“北京影响力操作的目标”了。
极化的效应是全方位的。从在MIT校园时起，我就习惯听Sinica这档英文播客，他们在非黑即白的大环境里艰难而笨拙地尝试客观，以“既没有恐惧也没有讨好”的不卑不亢姿态报道中国。2023年，它的母公司“中国项目”媒体宣布停办，原因竟就在于中立的定位——在赞助商那里两头不讨好，于是两边都得罪。有粉丝感慨“反而大方标注反华或只赞美中国的，活得滋润”。
当“小院高墙”变成“大院铜墙铁壁”，曾经热闹的民间交流销声匿迹，最终恐怕两败俱伤，没有赢家。
当“小院高墙”变成“大院铜墙铁壁”，曾经热闹的民间交流销声匿迹，最终恐怕两败俱伤，没有赢家。沃尔兹曾剖白，既不当“屠龙者”，也不是“熊猫拥抱者”，而希望在批评中国存在问题的同时，探索合作的可能。即使是被视为“屠龙鹰派”的林培瑞，也不希望两国彼此隔绝，逼着全世界选边站队。“沃尔兹接触中国只是打打太极、用筷子吃饭的表层接触，”林培瑞笑着对我说，“但表层的接触也比没有接触要好。来来往往的越多越好，由表才能及里嘛！”
《MIT科技评论》报道，“中国行动计划”案件中只有25%定罪，与刑事案件99%的定罪率形成鲜明对比，而其中88%的被指控者是华人。寒蝉效应立竿见影，《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2023年对在美国高校工作的1304名华裔教职人员调查显示，72%感到不安全，六成考虑离开。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荣休教授、80岁的林培瑞告诉我，1990年代初，精通中文的他曾创办“普北暑期班”，带美国孩子到中国学中文。当时每年都有一两百人积极申请。疫情后停办几年，今年终于恢复，却乏人问津。政治层面以外，他认为两国经贸壁垒增多、中国经济减速且对外资不再欢迎才是关键，“20年前去中国可以发财，现在，很难了。”
那之后，我离开美国回到亚洲。此后几年，美中双方从贸易争端升级到地缘政治对抗。美国无论官方民间，与中国全面脱钩的声音日益强烈。一场新冷战乃至可能擦枪走火的热战，似乎已在酝酿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