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豪斯创始人格罗佩斯（Walter Gropius）深知艺术的社会责任。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魏玛共和国时期创立包豪斯，旨在通过艺术和设计实现社会进步。包豪斯一开始便成为进步思想的温床，如包豪斯德绍基金会院长毕特纳（Regina Bittner）所说：“包豪斯本身就是个政治体”，它不仅仅是个艺术学校，还是一个倡导社会改革的机构，致力于打破艺术、建筑与设计之间的界限，以实现社会进步为核心目标。这些革新精神，不限于艺术领域，而是以多元、开放的跨文化交流作为价值观基础。
包豪斯的设计理念倡导去繁求简、回归功能，并推崇跨文化精神。这对于另类选择党而言，无异于对“德国纯粹文化”的威胁。
另类选择党的批判不仅反映德国政治右倾风向，更折射出民主制度的潜在危机。更值得警惕的是，其策略已经渗透民主制度。他们不再仅仅是边缘化的声音，而是逐步进入权力主流，利用民主制度的机制推动极端保守议程。这一过程揭示出当代民主的危机：利用仇恨话术，扭曲民主意义，将仇恨变成政治动员的利器，不仅撕裂德国社会，更有可能颠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多元价值基础。
曾是另类选择党的当家政客莫尔滕（Jörg Meuthen）不仅利用恐惧，更运用极具攻击性的纳粹式话术。他所提出的“绵羊说”可说是当年纳粹宣传的翻版。当年，纳粹以“守护德意志血统”为由，鼓动德国人“做狼不做羊”——希特勒即以“狼”为绰号，甚至将其中一个军事指挥部的代号命名为“狼穴”。莫尔滕将无视外部威胁的西部德国人比喻为“沉睡的绵羊”，不过是重塑当年纳粹的“生存空间”逻辑，将移民的存在视为德国文化的“入侵者”。这种煽动性话术与纳粹时代的说辞如出一辙，即通过制造敌意来换取支持力量。
无论是在创立之初还是今时今日，包豪斯都代表一种超越国界的多元价值观。在其短短的14年建校历史里，因为德国政局的动荡而三度迁校，明年正好是它位于德绍市（Dessau）校区的100周年。另类选择党此刻突然发难，向德国议会提交动议“反包豪斯”，不仅是一次对艺术史的单纯审视，更是一场政治化的宣言，试图以保守、排外的价值观，重塑德国的文化格局，同时也反映德国社会当前的价值观分歧。
另类选择党的崛起并非偶然，而是社会对多元文化与移民问题的忧虑所致。自2015年欧洲难民潮以来，另类选择党不断利用选民对移民问题的恐惧，以“德意志文化危机”之名，把移民描绘成社会问题的根源。2016年恐怖袭击事件后，另类选择党更是以此煽动民众，并成功将恐惧与不满转化为选票。
然而，随着1933年纳粹掌权，包豪斯因其多元价值观与纳粹的排外主义相悖，被迫关闭。这段历史提醒人们，它是20世纪的一次文化实验，更是政治现实的反映。极右势力一向善于将“本土文化”与“多元文化”对立，以迎合那些对多样性和全球化心存敌意的选民。另类选择党对包豪斯的批判，是为其排外、反全球化立场寻找美学上的合理化依据，犹如重演历史，旨在将德国文化拉回保守的框架中。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多媒体编辑）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包豪斯的设计理念倡导去繁求简、回归功能，并推崇跨文化精神。这对于另类选择党而言，无异于对“德国纯粹文化”的威胁，并借由批判包豪斯，掩盖该党反对全球化和移民的立场。
包豪斯究竟是现代主义的灯塔，还是文化战争的箭靶？这场针对包豪斯的攻击，显然是另类选择党反对多元文化、自由精神的策略性行动。正如包豪斯之于魏玛共和的政治象征意义，当今的包豪斯再度成为极端势力的攻击箭靶。这场“包豪斯之争”所反映的，并非仅止于美学的选择，而是民主本身的抗争。面对眼前这股时代逆流，对包豪斯精神的坚持，或许就是回应当前极端政治的解方吧。
“如果不是包豪斯，世界就不是你眼中所见的样子。”——英国艺评家怀特佛德（Frank Whitford）所著的《包豪斯》书封上的这句文案，概括包豪斯（Bauhaus，编按：德语“建造房子”之意）对当代设计与生活方式的深刻影响。这所1919年创立于德国的艺术与设计学校，以极简主义的理念在全球掀起一股现代主义浪潮，甚至成为20世纪现代艺术设计运动的代名词。然而，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AfD），最近却批判包豪斯“冷酷”“缺乏人情味”，指责其“标准化”风格为“淡化区域特色、不利文化多样性”，甚至是“将现代主义引向了错误的方向”。
另类选择党的排外论调虽典型，但反移民的主张并非极右翼专属。德国前官员萨拉辛（Thilo Sarrazin）虽然来自左翼的社会民主党（SPD），却曾撰写多部具争议的畅销作品，抨击德国政府的移民政策和环保立场。他在《德意志危机》中，直指默克尔政府未经深思熟虑，草率制定出乌托邦式的难民政策，是“德国战后最大错误”，并认为政策的推行需要的是价值判断，而非依赖道德标准。尽管萨拉辛的观点不同于另类选择党的极端保守路线，但也在潜移默化中，助长反移民的社会氛围，为后者在移民问题上的话语，提供另一重“理性”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