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成功当选的特朗普作为美中战略关系的“关键改写者”,战略思维与政治理念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逻辑基础上,已全盘改变美俄中延续半世纪之久的传统三角博弈平衡。“联中制俄”伴随美中新冷战的爆发,成为不复返的过去,分散型的“全球制造”正在逐步取代集中型的“中国制造”,欧亚陆海各国敏锐抓紧历史发展新机遇,并相继彰显自身独有之地缘价值,即使最终选择“联美制中”也在所不惜。
不同于韩国,朝鲜作为典型的半岛型国家,整体安全环境完全依赖陆海大国博弈间的南北总体权力平衡。当海权势力北上时,平壤须依靠陆权统一势力的压制方可存活,唯有南北互不侵犯,方可向金氏家族提供左右逢源的独立战略发展选项,即在俄中两大陆权平衡中,寻求利益最大化。
紧随其后的伊朗“向东看战略”
(作者Yerkin Nazarbay是哈萨克斯坦欧亚国际关系学者,原文是中文)
换言之,以乌拉尔山为起点,向东横跨西伯利亚、钦察草原、蒙古高原及朝鲜半岛直至日本海,向南贯穿里海沿岸高加索、中亚与伊朗高原并直抵波斯湾,最后以南亚次大陆为终点,且分别连接北冰洋、太平洋、印度洋三大海域的陆海“O”字型战略网,已箭在弦上。美俄双方若一拍即合,可瞬间改变全球产业供应链布局与国际政治权力平衡。新地缘格局下的美中关系,会重归至1999年入世前的基本局面;美俄关系则会以2025年为新起点,进而为2026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和平续签或远东边境问题的永久解决,提供新地缘战略环境兼权力平衡。
归根结底,俄国“向东看战略”才是地缘价值的核心所在,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以此为基础的俄伊关系与俄朝关系,以及涵盖欧亚内陆与印太沿海的俄印关系的稳定巩固及协调同步,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欧俄中三角双边核心与内陆附属横向并进。
不应忘记,建立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基础上的朝俄同盟,是防范陆权入侵,而非剑指海权。“俄中必有一战”或“朝中必有一战”这一绝不公开的地缘战略之逻辑假设,才是推动俄朝两国渐行渐近,且快速实现国防安全一体化的关键动因。
相较于金正恩与特朗普间延续六年之久的“战略互信”,仅一年之隔的“金普默契”,同样也是当前备受瞩目的地缘焦点,确立巩固的新型地缘关系、政治原则及战略成果,是金正恩超越金日成最终稳坐江山的根本所在,即成功将俄中朝三角关系一分为二。
以色列与哈马斯及真主党之间的局部战争,以及上述武装组织领导人的相继身亡,表面虽看似加深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紧张程度,甚至还引发相互间的远程导弹袭击与空中精准反击,事实上却加快彼此在各自所属区域板块间的共赢共进,意义正如19世纪德意志犹太裔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所言:“没有战争的和平与没有勤劳的收益,只存在于天堂”。
实质上,俄国在觉醒之际,采用过度极端式的“自我隔绝”策略(即战时前所未有的西方经济制裁与战略围堵)的目的,在于全方位提升自身整体地缘战略价值,在告知旧大陆东西两岸新兴经济体与欧共体,“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同时向美国传达具有地缘颠覆性意义的战略合作信号。
自伊朗外交部于2022年12月10日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合作与发展峰会联合声明》召见中国驻伊朗大使,对伊朗实际控制之波斯湾争议三岛(大通布、小通布、阿布穆萨)相关内容表达不满以来,彰显自身地缘价值就已变成德黑兰打破阿拉伯集团海上包围圈的唯一有效战略手段,即打造出可绝对影响中巴经济走廊未来走向的新型势力范围,以便美国取消对伊经济制裁。
随机应变的朝鲜“向东看战略”
要特别指出的是,平壤所呈现的远东版“向东看战略”,是一个着重于北太平洋及北大西洋东部末端的“双向循环”,核心分别是朝俄战略默契,与朝美战略互信,至于朝俄和朝美关系最终能否再度升格,取决于未来“特普合作”可否立足于印太海域,即联手紧捏中国一带一路所属十二大“地缘命脉”(陆上六大走廊与沿海六大省区),以及全盘融入俄属陆海“O”字型战略网。
对世界而言,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乃新千年以来,最具地缘影响力的政治事件,不仅重引北美新大陆重定天下,且激起欧亚旧大陆所属之群雄纷争及诸侯讨伐,是彻底重塑国际权力平衡,并全面重塑全球政经秩序的历史分水岭兼时代转折点。
金正恩作为首位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朝鲜最高领导人,在平衡美俄中三角权力时的政治手腕,可谓娴熟巧妙,远胜于祖父金日成与父亲金正日。其中,2018年的朝美新加坡首脑峰会(即第一次特金会),以及2019年的朝美河内首脑会晤与美朝韩板门店三方会谈,是超越金正日的象征,战略意义在于朝美关系正式独立于俄中朝三角关系,“特金互信”成为维系半岛乃至东北亚—太平洋陆海板块长期稳定和平的压舱石。
反观朝鲜与韩国作为整体,始终存活于南北陆海强权间的双向压力之下,防止半岛再度沦为海权强国殖民地,同时避免陆权大国独霸全域,是南北双方确保民族国家可延续的先决条件。
朝俄同盟是防范陆权入侵,而非剑指海权。“俄中必有一战”或“朝中必有一战”这一绝不公开的地缘战略之逻辑假设,才是推动俄朝两国渐行渐近,且快速实现国防安全一体化的关键动因。
为此,伊朗政权须首先通过激化双边乃至多边军事冲突的方式,借以色列之手,摆脱包括哈马斯、真主党及胡塞在内的半岛边缘地带所属战略包袱。其次则在不造成区域权力真空的前提下,将自身地区影响力,原封不动地转移至阿富汗西部什叶派哈扎拉人聚集区,以阿属“东呼罗珊”(编按:Khorasan,包括现代伊朗领土的东北部、阿富汗部分地区和中亚南部地区)板块为中心,进一步建立可直接影响阿富汗塔利班中央和阿富汗民族国家建构进程的亲伊朗政治势力,并在阿属“南突厥斯坦”板块实现东西民族对接合作(波斯与阿富汗第二大族群塔吉克),及南北区域经济一体化大业(伊朗和图兰)。最后,反向利用巴阿两地塔利班内部矛盾,直接左右杜兰线东西两侧普什图斯坦政局平衡,且紧盯掌控伊巴边境线两侧俾路支斯坦的整体安全走势,进而构建出可决定中国一带一路陆海对接核心之中巴经济走廊,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建设成功与否的伊属中东版“向东看战略”。
尘埃落定的俄国“向东看战略”
俄乌战争全面升级就已表明,克宫不再寄希望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延续20年之久的旧大陆和平多极化兼经济全球化进程,取而代之的是已有三年历程与经验的反向式跨板块战时多极化兼经济区域化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