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朋友嘲笑我们要搞“两岸关系”，竟将人生大事穿梭于“十一”与“双十”两庆之中。事实上，这两个纪念日于我而言都不陌生，在我成长过程中，“十一”和“双十”都很热闹。
今日“十一”看来风险很大，唱国歌和挥舞国旗就更难了。事实上，在写这篇稿时，手机就传来短信：“警方呼吁，明日全港各区预期有未经批准的公众活动，可能引起混乱，市民请注意自身安全。”
有人已在网上散布消息，“十一”全香港将发生“大暴动”，暴力活动将遍地开花，暴徒将在多个地点生事，还列明“十大纵火爆炸商场”等。据悉，不但警方全动员，连辅警总监也要求全港辅警出动，这是30年来的第一次。
原来，来到2019年的“十一”，才是最难忘的国庆。
一穷二白的我，返港工作三年才存够购买政策性住房“居屋”的首期和装修费，可惜父亲突然肝癌去世，我患上抑郁症没法工作，半年后才重投职场。母亲不断催促我们结婚，看了看通胜就择日“十一”。
总之，香港不是发生“白色恐怖”，而是“黑衣恐怖”。港人今年很难跟大陆人一起庆祝国庆，我也没心情纪念结婚纪念日。
后来长兄索性将我送到左派学校，由小学三年级念至中学毕业。每年“十一”最难忘的是早上唱《义勇军进行曲》和升国旗仪式，尤其到中四那年，更参加了通宵“守校”。
1991年，在大量香港人相继移民海外之际，身在西澳大利亚珀斯的我放弃在大学的工作，选择回流香港，当年也不是为了所谓的“爱港”，只因未婚妻想返港照顾双亲。
后来搬到新界的葵涌邨，是新区。但“双十”还是有旗海，只是没李郑屋邨的那么壮观。在这里，长兄参加了左派工会，我有机会到工会打乒乓球，听工会斗争史，并首次看到五星红旗。
在左校那么多年，包括1980年代在广州念完大学返港后，我都一直觉得“十一”和“双十”尚算和平，间中虽然也听到有人把对方的旗海破坏的消息，但没有听过烧旗或打人等事件。
因为没钱摆酒，只办了传统的过门仪式，跟好友中午在旺角吃一顿午餐，翌日就出发去台湾了，因为我们报了“双十团”。那不是为了“爱台”，只因团费便宜，台湾政府送三天行程。
回归后，我反而觉得香港的“十一”和“双十”没那么热闹了，无论五星红旗或青天白日旗都不成气候。看不见青天白日旗还可理解，因为香港回归就成了大陆的一部分。
对于身为中国香港公民的我来说，十一不单是国庆日，也是我和妻子的结婚纪念日。我们当年选择“十一”结婚并非出于爱国，也不是为了这个日子好记，而是偶然。
我生于50年代末的深水埗李郑屋邨。当年这里是国民党人在香港的主要地盘之一，每到“双十”，屋邨内就到处是青天白日旗，一座楼连一座楼的旗海，很好看，小朋友特别欢喜。
中区警区行动助理指挥官廖珈奇昨天在记者会上表示，情报显示今日的风险很高，激进示威者不断升级暴力，会严重威胁在场警务人员和参加者，呼吁港人不要参与任何被禁止的公众活动。
所谓“守校”，就是要在“十一”至“双十”期间，留宿学校保护学校安全。70年代国共势力在香港仍有冲突，校方让高年班学生“守校”，还可培养对学校的归属感。
港府今早的国庆升旗礼被迫在湾仔会展室内举行，警方准备在外围实施封路。红十字会则称，将在多个地点设立急救站，并强调在任何情况下，各方应优先考虑受影响人士的医疗需要。他们已在为血案发生做预备。
那些年，我们真心爱校。晚上把课室桌子合起来当床睡，身旁放置木棍，十多名男生睡在一起，不觉危险，反而感到光荣。当年，我们只想着“守”，从没想过“攻”。
虽然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已驳回民阵“十一游行”的上诉申请，但工党李卓人联同民阵副召集人陈皓桓、社民连梁国雄及民主党何俊仁竟宣布，将以个人身分，承接民阵的游行路线。那是故意挑起火头了。
但“十一”也完全没气氛，很少见到五星红旗，就令人费解了。特区政府不鼓励港人庆祝“十一”国庆，香港的建制派也不争气，没利用“十一”做好国民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