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泽远：官员个人事项报告制度威力初现

尤其是在信息技术进步和数据联通的基础上，纪检监察部门核查报告的能力不断提高，对官员及其主要亲属申报的房产、股票、基金等信息查询更加快捷准确，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威力开始释放。

老刘说，官方2010年就出台了干部报告个人事项规定，“但头几年管得还不严，报上去也不怎么核实，基本都能过关。”而现在纪委每年都按20%比率查验表格内容，“一查出问题，轻则要你说清楚，重则警告、撤职。谁还敢糊弄？”

其中，新疆阿勒泰地区在2009年进行了首次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共1054名官员参加，包括时任及退休三年以内的正、副县处级干部，以及在公安、工商、税务等部门中掌有实权的科级干部，申报率达到98.97％，被舆论赞为中国首开先河之举。

与前些年舆论热议的官员财产申报并公开制度相比，官方现行的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规定或许有所不同。但制度的威慑力在于执行。从执行层面看，从过去的只报不查，到部分核查，再到“凡提必核”和按比例抽查，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已经威力初现，可以说是反腐败领域的制度性进步。

2017年，中共修订《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并制定《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处理办法》。作为配套制度，中共党纪处分条例将隐瞒不报列入违反组织纪律范畴，各级巡视组可以抽查核实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有关事项，纪检监察机关也可调取个人有关事项，并实行“凡提必核”，将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与官员提拔直接挂钩，明显增强了这一制度对官员的制约力。

“现在当个官真不容易，什么都被查个底掉……”北京某单位的中层干部老刘感慨道：“我只是个处级干部，每次报告个人事项都战战兢兢，生怕漏报了什么惹来麻烦！”

但这些试点没多久就无疾而终，更没有得到推广。其主要原因是，财产公开制度遭到许多官员抵触，导致干部队伍“军心不稳”。同时，财产申报内容也缺乏有效核实手段，就算公开了，很少有官员因财产申报不实受到查处。

这两年，因隐瞒个人事项而露出“狐狸尾巴”的官员明显增多。去年下半年被查的河南省原副省长王铁、贵州省副省长蒲波，罪名中都有“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官方本月通报的内蒙古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办公室原主任文民，在北京、海南及澳大利亚墨尔本等地有35套房产，却谎称自己租房子住，可谓是隐瞒个人事项的典型。

2010年，官方发布《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要求县处级以上官员详细填报个人和主要亲属财产。但在2016年以前，除非填报的官员“出事了”，官方一般并不核实填报内容。也就是说，对绝大多数官员来说，这一规定仍是个“没牙的老虎”。

对于这一点，前面提到的老刘表示赞同。他认为，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尽管仍属于内部监督，但确实不再流于形式，将来如果时机成熟，他也不反对公开官员个人财产。

老刘最怵的不是自己真有什么不义之财要隐瞒，而是10多页的表格涵盖了个人、配偶、子女等主要亲属的收入、股票、基金、房产和财产状况，一不小心就可能出现漏报。比如，主要亲属的收入和财产状况，有时真弄不清，只能对亲属千叮咛万嘱咐，别给自己惹麻烦。

前些年，面对腐败猖獗，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曾是舆论热点话题。官方也一度在一些地方探索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新疆、广东、浙江、四川、湖南等多个地区进行了官员财产申报公示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