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以后，我对罗思的心路历程渐渐清晰起来。他出生于马来半岛柔佛州北部的一个小镇，同年一直居住在外祖父的胶林里。后来为了升学，父亲携眷南下新加坡，他得以在公教中学度过了“没有男性觉醒”的日子。1950年代，他开始写稿，多投往《学生周报》。高中毕业，他考上新加坡大学医学院，似锦前程却在大四时为情所伤而黯然离校。失恋让他“睁眼望着天明，成了回忆的奴隶”，度过了一阵颓废的日子，他决定离开伤心地，前往英国继续学医，一边与骷髅为伍，一边刷锅洗碗赚取生活费，最终取得挂上听筒的资格。
我17岁那年，某日到美世界的草原书报社溜达，翻翻看看，最后用裤兜里剩余的一点钱，买回一本百来页的创作，书名《旅英行脚》，作者罗思。回来后把书细读，有滋有味，很是欢喜，惦记至今。这是一本作者远赴英国习医的留学游记，描述了他乘搭轮船出发到学医归来的漫漫旅途。
罗思，原名丁行尧，1939年生，原籍海南文昌，退休前是广惠肇医院的大夫。1969年游记《旅英行脚》出版；1981年《听筒集》由教育出版社推出。1968年，《挂上听筒的日子》获得南洋大学中文学会“全星大专中学文艺创作比赛”大专散文组首奖；1982年，《刀缘》荣获南洋商报首届“金狮奖”散文组第一名。多年以前，我动心起念，想联系这位钟情于诗翁泰戈尔的医生作家，希望多收集一些关于他的文学印记。两年前，我翻读烈浦主编的《大士文艺》，意外发现了罗思的文踪。30年再与他的作品相逢，仿佛辽阔的芦苇荡冒现了一只失联多年的候鸟，久违的他，文风已有别于当年。我寻思烈浦或有他的联系方式，最终却因疏懒而荒废了此事。今年3月初，我心血又来潮，给烈浦发去短信，请他搭桥让我与罗思会面。翌日，有了他的手机号，我们约定小坡喜园咖啡店一聚。3月中旬，我们碰头了。他施施然现身，气色佳，脚步稳，除了耳背，看不出八十有几。
喜园一聚之后，罗思先后发来几个视频。我约他再聚一聊，却没能等到这一天。4月24日傍晚，烈浦传来一则丁行尧辞世的英文讣告。诧异呀，问缘由，原来一天前罗思在泳池里锻炼，就再也没能回来。我们相识不过个把月，初见是有缘，再见却无缘，他的82岁人生，嘎然而止。
这些年来，闲时神游八极，罗思当年的文采不时让我感念。他别出心裁地借助与骷髅标本的心灵对话，挥洒自如道出自己在学医路途的波起浪翻，以及他年轻岁月对人生价值与生活追求的迷惘，情绪饱满而文采飞扬。《骷髅与我》是罗思文情并茂的浓缩自传，书里的诸多智言睿语吸引了当时的我，他说“睡时梦见人生是美，醒来才发现是责任”；初恋的心境，是“失去了做无主孤魂的自由，却换回摄人心魄的欢娱”。更重要的，英国行改变了他对白人高高在上的心态。那时罗思二十有几，在客轮上目睹白人替有色人种擦鞋理发，这种颠黑倒白的现象把他冲撞得东歪西倒，他的文字冲击波也掀翻了我的愚昧认知。
丁行尧挂上了听筒，为病号开方解苦；罗思则手执彩笔，畅写自己的生活省思。
《旅英行脚》成书于1969年，由新华书局出版兼发行。当年，《骷髅与我》这篇自序让我脑海翻波，因为它释放了极为深沉的生活感受力。
半世纪前决定买这本书，理由是在店里翻阅《骷髅与我》这篇代序，很有感觉，占有它的欲望油然而生。我那时仍懵懂于世，并不知本地也有文坛，无法知道罗思在圈子里的分量。以后的日子，我在文化江湖游走，都不曾和他打过照面。
丁行尧挂上了听筒，为病号开方解苦；罗思则手执彩笔，畅写自己的生活省思。他是悲天悯人的医者，在悬壶中沿途感悟生命、剖析人生，在生死交关的环境，加入了细腻的生活思考，悲喜交错汇集，概括出深沉的感触。他说：“产房、病房和殓房，虽然只不过代表生活中的几个横断面，可是凑合起来，却可以看到整个人生，始以呱呱堕地，中经荣华富贵，悲欢离合，再加上疾病和衰老，而以死终。”在学医悬壶的路上，他的笔杆像一根根螺丝层层往下，钻出了生离死别与悲欢离合的生命纹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