擅写上海老味道的海派美食家沈嘉禄在《霞飞路上的罗宋大菜》追溯了罗宋汤在中国的一页流离史：罗宋汤漂流到中国，恰恰因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俄罗斯帝国政权瓦解，白俄贵族、军官、知识分子、艺术家纷纷穿越西伯利亚来到海参崴，进入哈尔滨、长春等地，再辗转南下大连、青岛、济南，甚至落脚上海滩，聚居上海。
在《罗宋面包与罗宋汤》沈嘉禄又提及，罗宋汤“在上海的大面积出现，应该在居民食堂、职工食堂和幼儿园”。那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上海。有趣的是，沈嘉禄又说了上海人的罗宋汤本土化吃法：“也不是与面包配套，而是当作汤来喝。三两大米饭一碗罗宋汤，有万山红遍的视觉效果，相当丰盛啦！在单位食堂里谁都这么‘西汤中喝’，不会搭配一只硬邦邦的罗宋面包。”
两位老友约吃饭，一位说，去Shashlik吧，好久没吃俄国菜了。另一位反战反到饭桌上，摆明不吃俄菜。吃饭这回事，与味蕾有关，与意识形态、政治立场何关？夹在两位老友间，我做了＂政治正确”的提议：那天中午，我们吃了娘惹菜。
我很少吃俄罗斯菜，对罗宋汤的记忆却仿佛总和旅途有关，比如上海，又如香港、台北，都是爱吃罗宋汤的城市。想来温馨的是，有一年，马来西亚作家商晚筠从吉隆坡来到加利谷山写剧本，那年初秋，我们的共同好友永乐多斯正好在台北娘家探亲，几乎是临时起意，我们突然就决定结伴到台北找永乐多斯。
饮食文化与政治无关。但怀璧其罪，难逃政治的牵连。
东方城市里，我以为上海人将罗宋汤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它甚至是上海小市民几代人的家常菜，俨然“海派罗宋汤”。
那次的台北假期，无意间吃了一碗叫味蕾惊艳的罗宋汤，那是随永乐做客她妹妹家时，来自主人家的盛情款待。那天还吃了什么，我已不记得，唯独那碗以甜菜根、红萝卜、番茄、马铃薯、洋葱、芹菜、肉块熬煮得浓稠可口的红色菜汤，食材丰富，酸中带甜，甜而不腻，至今不忘。
杯葛俄国菜的朋友其实爱吃罗宋汤，那天忘了告诉她，乌克兰已将那碗红色浓菜汤列为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遗。
饮食文化与政治无关。但怀璧其罪，难逃政治的牵连。究竟罗宋汤是源自乌克兰或俄罗斯，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在罗宋汤还没被政治化之前，完全没有概念，也不曾在意。
可因为这场红汤之争，我也想揭开谜底，因而查了资料，发现不只俄罗斯与乌克兰急于认领罗宋汤的发明权，另外也有一些国家如白罗斯、波兰都认为罗宋汤是它们的国菜。
在这之前，俄罗斯已对乌克兰的申遗表达不满，并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告，罗宋汤才是俄国标志性传统菜肴。那阵子，两国各自捧着一碗罗宋汤，吵得不可开交。
早在两三年前，俄罗斯与乌克兰已辟下战场，在唇枪舌剑间，掀起一场食物大战，主角正是罗宋汤。应该是去年的事了，有一回读报，读到乌克兰二十余名厨师齐聚首都基辅，很有仪式感地马拉松式烹煮一锅锅不同风格，各具区域特色的罗宋汤，整个烹饪活动还直播两小时，明显向世人展示，乌克兰申遗的决心。
上海的白俄移民带来了俄国菜与俄式餐馆。但沈嘉禄说了，俄菜馆的厨师有白俄人，也有白俄老板从哈尔滨带来的中国厨师。这些中国厨师大多是山东人，或说是胶东人，他们“早年闯关东而远赴海参崴、伯力、哈尔滨俄租界等俄侨集聚地，在那里学会了做俄菜，然后再一路漂来上海，被业界称为‘山东帮’。后来，‘山东帮’师中也有自立门户开俄菜馆的，尤以东华、兴沪、春江这三家最为知名。”
正宗罗宋汤的主要食材应是甜菜根，可我在上海吃过的罗宋汤，大多以番茄做汤底，吃不出甜菜味，而且，吃沪式罗宋汤还可吃到上海红肠。后来看了沈嘉禄的文章才知道，这是因为山东厨师根据上海人的口味特点，对传统俄罗斯菜进行一些改良，“减少或不用红菜头，而用番茄酱上色，使之适应南方人的口味。”
罗宋汤在何时何地首先出现，众说纷纭，似乎很难说清楚，但较多资料倾向认为，这类红色菜汤最初出现在乌克兰，时间或许早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之间。另有一些资料则说，罗宋汤应属于斯拉夫国家的，包括俄罗斯、乌克兰、白罗斯，是斯拉夫人的民族菜肴。在移民的迁移、传播下，罗宋汤又盛行于东欧及中欧一带。也听说，在斯拉夫世界中，一般将罗宋汤视为乌克兰菜，反之，在非斯拉夫世界的认知里，更多人以为，罗宋汤是俄罗斯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