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一队荷枪实弹的泰国军人开入和平村，凶巴巴地勒令我们立刻离开，依理力争无效，看来他们跟吉迪将军属于不同的派系。我们被赶上一辆军车，开了半天到达一个兵营，最后见到一位拉长了脸的长官。一句话：停止在和平村的拍摄。
我们一行四人：编导邓炯才、摄像陈添源、录音Mohd Radzi和我，直飞到曼谷，再乘车南下合艾。得知进和平村要得到马共和泰国军方的同意，我们花了不少力气，终于取得马共方面和泰国军方高官吉迪将军点头。一天下午，我们顺利进入最靠近合艾的和平村，得到村民们友善的接待，并立刻展开拍摄和访问。当晚，我们与几位村民共进晚餐，谈第二天的拍摄计划。
星期天，《联合早报》刊登了驻北京特派员黄小芳的一篇中国特稿：《男女比例失衡，农村男娶妻难》， 小标题是“本报记者走访徐州”。
1989年，在森林里藏身了几十年的马共，与马、泰两国政府达成协议，放下武器走出森林。当时，《焦点三十分》派出王连三到泰南合艾，及时捕捉和平协议签署的历史性时刻。隔年，《星期二特写》筹备制作一个专辑，梳理马共的崛起和发展，于是开始前期的资料收集工作。这个提案惊动了一些部门，他们提出此行应由资深编导出击。当时时事处处长詹德拉令我带队北上，深知做节目比坐办公室好玩，于是恭敬不如从命。
男女比例为什么会失衡？重男轻女在我老爸的祖国由来已久。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农村妇女如果生了个女儿，婆家就会直接把刚出世的女婴沉入马桶或粪坑溺毙。丢弃女婴的事情也发生在城市里，而且不一定是家境不好的家庭。
那两朵深褐色的灵芝一直插在客厅一个干花瓶里，直到多年后它化成粉末。
幸运的是，他们没有没收我们已拍好的录像带。接下来几天，我们像打不死的蟑螂，在合艾找到几位已经在市区谋生的前马共人员，他们给予我们极大的帮助，接受访问并细说他们走入森林的种种。记得受访者里有一位大哥，过后送了我两朵野山灵芝。
自己曾在媒体工作，了解黄小芳在这个时刻探讨这个课题绝对是个高危任务。不过，黄小芳被允许接近事发中心，由专人陪伴进入农村做了几个采访，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已经非常难得。由此，联想起自己执行过的一次高危任务。
1990年代中，我跟潮州的堂姐们做录音访问时才知道，我的伯母至少三次把自己生下的女婴送走，其中第二次还是一对双胞胎女儿。那是上个世纪30年代，我那为人师表的老爸，也就是女婴母亲的小叔，从外地回家得知自己的嫂嫂如此重男轻女，气得直跳脚，喊着要人去育婴堂把女婴抱回来，但是已经迟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