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送书”这件事，在新加坡的文化圈子里，不少人是心有戚戚焉。送书者的动机各有不同，有很单纯的，有公关性质的，也有被索书的情况，等等。但对于一家出版社而言，一般是会预留“公关书”（一般是印量的3%），若印制1000本，会留30本备用。公关书主要用途为提供国图的法定送存（legal deposit）、书籍奖、各种文学比赛、媒体用途等。当然，出版社也能因种种客观因素调整预留的本数。
当读者决定选购一本“书”时，原因各异，但考量范围主要是书的内容、编辑的巧思、视觉美感、质地与触感，还有是否能方便购得。这是比较浪漫的说法。若是比较不那么浪漫的说法，其实就是：作者知识产权、编辑的底蕴和经验、设计师的时间与专业、最终选用的纸张、装订等，以及出版社辛苦经营通路的结果。
整个产业绝对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大家一步一脚印，总会等到花开之时。
或许，要三天当作一天用的现代人静下心，拿出一本实体书来阅读不容易，但近年来，尤其是在疫情期间，从经营出版社和书店来观察，其实我感受到了改变，一种渴望新加坡在文学、艺术等领域有所建树的新一代正在萌芽。
“书”当然是文化和知识的结晶，是该时代的最佳记录，但同时也是“商品”——是的，你没听错，是“商品”。
当然，“钱”不可能完全解决所有的问题。另外也得靠消费者的文化素养、作品的质量，以及社会发展的阶段与需求等，项项都是棘手的大课题。不少评论者可能会说：“都是新加坡教育的错，太务实了，重理轻文，导致人们不懂得欣赏艺文作品。”当年，连总理也指出：“诗歌，是我们无法负担的奢侈品。”即便如此，难道新加坡人真的没有文化？真的不阅读吗？
一般，若不是正规出版社的出版物，往往缺乏宣传、设计、发行，甚至是编辑概念等，所以能见度低，销量也自然一般。（当然，个别有经验的独立出版者，一般自己也是小有名气的作家或文化人则另当别论。）因此，若客观些，其实随意乱“送书”本身就是个非常缺乏“经济”考量，甚至是有点“不尊重”知识产权的一种做法。要把文化与出版产业做起来，最基本的方法其实是“艺术付费”，即实际地花钱“消费”文学、文化与艺术。只有这样，作家、艺术家和业者，才有能力继续做得更好——切莫等到书店倒闭，准备大减价时才扫书来“落井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