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最接近南泥湾的时刻。这座城市的空气中闻不到花篮的花儿香，只有烧煤弥漫的那一股如同工业革命姗姗来迟的异味，傍晚街上许许多多的自行车笔直呼啸而过，年轻人都在唱着最新发行的我和你吻別的张学友，恐怕也不晓得历史转弯的去向。我的日本胖子室友当时在北京已经混了几年，带我穿街走巷吃香喝辣，每天懒洋洋睡到下午根本无心向学，而且完全没有要修完学分顺利毕业的打算，他说最想结交一位漂亮的姑娘，结伴去乌鲁木齐旅行，然后回日本当个杂志摄影。
后来是听到崔健唱了，嘶吼式的摇滚踉跄得让人神魂颠倒，好像在任何不管是动荡澎湃或者太平安逸的环境，随时都会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而颓然断气，才知道这首歌的旋律，原来如此熟悉，竟然是跟我的父亲有关。
根据日本胖子室友往后捎来的信息，这些当初侃侃而谈的揣想，并未按部就班地实现，漂亮的姑娘无处可寻，乌鲁木齐路途险峻，想当摄影只是一时兴起，像父亲的南泥湾，似乎仅仅存在于嘹亮（父亲听的应是郭兰英演唱的版本）的歌声之下，那一片其实荒无人烟的低吟。
纪念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的移山破土，谱成了漂洋过海的精神召唤，差不多在崔健重唱后不久，我初院考完当兵当到一半，拿了奖学金便到了北京留学。第一次坐飞机，亲戚朋友都来送行，除了父亲，出发前也没有任何语重心长的叮咛，大概是觉得想要对我说的话，或者想要托我说的话，过去都已经唱过了不知多少遍，索然无味不如就沉默以对。我比父亲更早踏上那些歌词所惊心动魄描述过的这块土地，落脚住在新建却已显破旧的学生宿舍，略有可以寒窗苦读的错觉。
记忆再不是旧模样，我去了而又匆匆回来，父亲好几年前生病去世，崔健好像也没在唱歌了，时代的寓言反正都是这种下场。
那时候乃至更早的父亲，好像是有理想的，妈妈多年以后这样说，三更半夜常到朋友家里大伙一起开会，讨论强权和弱势不可避免的对抗，世界未来的百花齐放，赤道南洋的殖民主义，以及祖国的美好前景。妈妈好奇跟着父亲去过一两回，世故地看透了似乎能够以假乱真的荒谬氛围，所以对我讲述的语气当中，大半多是夹杂了一种嘲讽甚至不屑的口吻，说哎呀你老豆啊那些人啊其实都很无聊，都很天真，都很自以为是，都很没事找事做，都很喜欢唱歌。
记忆再不是旧模样，我去了而又匆匆回来，父亲好几年前生病去世，崔健好像也没在唱歌了，时代的寓言反正都是这种下场。
我的室友是一位日本胖子，对于引吭高歌的前仇旧恨不感兴趣，整张脸红通通像是恒久的宿醉，床底下是一整箱喝完空了的青岛啤酒玻璃瓶，床头墙上则贴了一张歪斜缺角的海棠地图。打着冷颤包着棉被，我常在当中纵横交织的色块和线径之中迷失，不记得有没有在身处的方位往下找到南泥湾的版块，方圆几百里不过情何以堪的一点，手指沿着音符的起落，想着妈妈，不去想有没有想着父亲，可是总有那么一种不堪回首的错愕和茫然。
我不是一个好孩子，父亲也不是一个好父亲，但是南泥湾按照一种激昂的唱腔，却是一个好地呀方，或许因为地理位置优越的肥沃土壤，其实更有意识形态富饶的生产原理，在我牙牙学语尚且分不出东西南北之际，就已经在我安眠于纱笼吊床的小脑袋瓜里，屯垦出了一片先于常识认知的美妙天地。
革命的魂萦和心悸，在于永远不会成功，所以壮志未酬必须传唱不休，况且还是妈妈说的，父亲他们只是所谓的打打游击（用现在的流行话语概括，即是耍耍嘴炮的意思，战场是生活最传神的意象）。在小岛的蕉风椰雨中飘摇成长，心底念兹在兹的那个江南，却是遥远延安陕北的荒山野岭，对于父亲喜欢唱歌这回事，当中属于青春无比意气风发的姿态，因为父子关系的嫌隙和疏离，我虽然无从或者不愿，往更深的血脉相连之处去做探究和梳理，但是却常常在想象中进行某种光影的还原——父亲开完会回来后，低回地吹着口哨唱起了歌，倒在房间狭窄的地铺上，跟着全家的打呼声沉沉睡去，最后只有父亲一个人，进入了那个遍地庄稼和牛羊的梦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