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比格迪半岛，码头边一座铜像，五个人物在船上，有的拉绳索，有的抱头似徬徨。唯一戴着帽子的显然是船长，右手举在额头边远眺，左手扶着抱头徬徨者。想必波涛汹涌吧，要稳住船只，也要稳住人心。
《河殇》的论述或许过于简单及二元，主要参与者也在翌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后相继流亡、入狱或被禁出版，但陆地和海洋仍是向外拓展的主线（最近则有来历不明的气球到处飞翔），一带之外，还是要有一路。
好奇心杀死了猫，也可让人命丧大海。东亚与东南亚地区的沿海城镇，多有妈祖庙或天后宫，不是没有道理的。
从秘鲁出发的旅程，巴尔萨木建成的筏子，载着六个男人和一只鹦鹉，要航向波利尼西亚。此次探险的起因源自一个传说，一位名叫Kon-Tiki Viracocha的酋长，曾以木筏完成这段旅途；海尔达决意以身试法，看看这段航程是否可能。
风高浪急，危机四伏，为什么还要出海？慢游者M不禁思忖。
“疆界？我从未看过，但我听说它们存在于一些人的脑海中。”海尔达的名言，展现了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的不同。在陆地上，国家疆土的边界可以矗立得坚实牢固，清晰可辨，但海洋的疆界？地图上的一条虚线。
潮起潮落，牵引所到之处不一定可预期。传说中，葡萄牙海员于1554年，在航向日本的途中瞥见一个岛屿，惊叹不已，遂称之为“福尔摩沙”，葡萄牙语的“美丽岛”。这两个别称，在今日的台湾，仍普遍使用。
“在大自然当中，海洋的故事最多。”其中一个博物馆入门即可见的标语，提供了一个答案。
蔚蓝色的海洋，牵引人们的视野向外，这当然也可以是侵略者拓土开疆的起点。类似比格迪半岛码头旁的雕像，M在葡萄牙里斯本的贝伦区亦曾邂逅；贝伦岸边那个极其壮观的混凝土雕像，纪念逾500年前逝世的“航海家亨利王子”——那是葡萄牙开始殖民的时代。
蔚蓝色文化的精神，有如台大历史系花亦芬教授的这本书名《像海洋一样思考》，以及其副题的提示：“岛屿，不是世界的中心，是航向远方的起点”。
不以自己为世界的中心，航向远方，能航至哪里，又能有什么发现？
峡湾沿岸一排码头并列，泊满了渡轮。乘船10分钟，即可抵达奥斯陆的比格迪（Bygdøy）半岛；那里有几个与航海史相关的博物馆，建筑多是三角尖顶式，里头正好可以安置一艘船。
在陆地上，国家疆土的边界可以矗立得坚实牢固，清晰可辨，但海洋的疆界？地图上的一条虚线。
关于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的差异，曾有一场热烈的辩论。198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苏晓康主笔的六集纪录片《河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这部号称为“政论纪录片”的作品，其主轴论述是黄河的泥土淤积与黄土高原的封锁性阻碍了中国的发展，黄河文明已死，而新的文明只能在尊崇蔚蓝色海洋的西方那里寻得。
比格迪半岛的博物馆当中，最特别的该属康提基（Kon-Tiki）。以此为名的木筏，1947年由挪威航海家索尔·海尔达（Thor Heyerdahl）领头穿越太平洋；拍摄此探险征途的纪录片，还获得1951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奖。
海尔达和他的团员证明了，从南美洲航海到南太平洋是可能的。当年航行的木筏，今天还在康提基博物馆里展示。
海尔达领头的木筏配有传说中的酋长不可能具备的现代器材和设施，六人也各有专长，但当中没人有航海的经验。经过101天的航行，木筏抵达波利尼西亚的拉罗亚环礁。
很难想象，但可以想见，由岛，至岛，至岛，至岛，连绵不断的牵引，犹如康提基木筏上的鹦鹉，语言，就这样飘洋过海，变异变种，有些如远亲，有些似近邻，有些变成毫不相干的陌生人。
戴蒙的这篇文章，题为《台湾给世界的礼物》。
地理学家贾德·戴蒙（Jared Diamond）2000年在权威性的《自然》学刊发表了一篇短文。文章引述前人对南岛语系的研究，发现该语系的1200种语言可分为10类，而当中只涵盖26种语言的九类只有台湾的原住民使用，另一类的1174种语言悉数通行于台湾以外，从波利尼西亚至东南亚，甚至远至位于非洲近海的马达加斯加。
踏出诺贝尔和平奖中心的博物馆，前面就是峡湾，潮水起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