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次“喝过头”是在90年代初的北京，当时我在新中合资的企业任职，主要从事录音出版工作，结识的多是影视和音乐界圈子的人。文艺圈子嗜酒者比比皆是，尽管我懂一点“拒酒防身术”，有一回还是和一位一见如故的山东小子喝多了，在酒馆的厕所吐了两次。

这位上海认识的新加坡宗妹问我记不记得她？我立马回复怎能忘记，派驻大陆十多年识人无数，当中泰半水过无痕，对她倒是忘也忘不了。原因无他，二三十年前大陆盛行“研究研究”（烟酒烟酒）文化，多亏我坚守“少喝”原则，那些年来只有两次“喝到吐”的惨痛经验，其中一次就是拜这位宗妹所赐。

我本来打算中途退席，虽然当晚无须立刻发新闻稿，我还是以“要写贵公司的新闻为由”想借机脱身。怎知这位年纪虽轻，却有大姐风范的前美姐当场就说“朋友聚会比较重要”不让我离开；换作其他公关人员，想必会以“公司的新闻见报为要”让我离席。当晚的结果就是回到宿舍，又呕又吐。宗妹在工作应酬场合的游刃有余，确实让我留下深刻印象。

暌违很久很久，将近20年无消无息的朋友，突然间通过手机发来短信，说她在醉花林遇见认识我的友人，通过他拿了我的联系方式，就这样把断了线的两人又连结上了。这也难怪，现代人都活在“机不可失”的被动状态，只要一不小心丢机，或者换机之前没事先做好备存，人与人就变断线风筝。

那个年代常驻中国的新加坡人，以华校背景居多，我遇到的英校生较少，之后逐渐多了起来，尤其是双语背景的国人。尽管通晓双语及一些南方方言，且同属炎黄子孙，在互联网及手机尚未普及，初来乍到大陆的新加坡人，还是免不了经历一些文化震荡，特别是工作与应酬文化。“同文同种”的误判，有时反而比“非我族类”来得多，因为前者更容易造成“我们是自己人，你一定懂我”的美丽误会。酒文化的震荡，至今难忘。

宗妹80年代曾当选新加坡小姐，2000年担任一家大型房地产公司的中国部老总，工作性质免不了和官员及媒体打交道。我记得当时就是在应酬晚宴上，她身为东道主，又是唯一的女士，面对一桌男士，她口才极佳，谈笑风生之余，还逐个敬酒干杯碰杯，女士邀酒男士较难拒绝，一轮下来桌上个个喝到脸红耳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