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群众支持秦国的统一运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接着东巡郡县,到处立碑祠祀,刻石记功。一系列歌功颂德的文字中有以下这些饶富意味的话:

欧洲统合背后的驱动力,其实也曾出现在2000年前的东亚。史学家黄仁宇曾在讲评秦始皇的功业时说:

机灵的助手接着他的话头:“之后我们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但困境会逼着我们进一步融合,是不是这样?”

“决通川防”——这在农业时代特别重要。他禁止人为随意改变水道,攫取水源或将水患嫁祸邻国。

于是在几十年的孕育提携下,有了今天的欧元与欧盟。

“器械一量,同书文字”、“诸产繁殖,黔首安宁”。度量衡与文字都统一了,方便经商与沟通,人民因此得以安居乐业。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这是讲他统一中国法制的功勋。

1951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代表们为技术性的问题——未来高级机构的选址而喋喋不休的时候,筋疲力尽的莫内对助手说:“我们现在有几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之后再需要几个约完成下一步;之后……”

特别是法国与德国这对冤家。这世上有什么仇恨怨念,能比得上两个不同文、不同种,且彼此都对自己的语言文化引以为傲,觉得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莫过于自家“敝帚”传统的国家,在近两百年来,不断相斫相煎,有过好几次死伤都以百万计算的冲突,来得庞大、纠结,且难以消解?

“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意思是:他励精图治,各种产业都有标准,都各得其所,上轨道了。

以上这些,全都是经济的要素哩。回溯欧洲统合的方向,也是经济优先;从煤钢共同体,到边界的虚化与人员物流的全面流通,然后是欧元与欧盟,这些,都与秦统一中国的驱动因素雷同。

会有“亚元”吗?会有“亚盟”吗?

今天是第二次大战,诺曼底登陆80周年纪念。80年前,几十万年轻人在这法国西北角的滩头上——无论美、英、法为主的“同盟国”阵营还是德国领导的“轴心国”阵营,舍死忘生,血肉横飞,与自己从没见过、素昧平生的大群“敌人”厮杀。

曾任《德国之声》经济记者的张丹红,在《从查理大帝到欧元──历史激荡与变局中的欧洲统一梦》书中,提到欧洲统合谈判里的一则轶事:

“中国初期早熟的政治统一,造成书同文车同轨的局面,是一种有历史地理性的组织和一种带群众性质的运动。”

而反观亚洲,近世以来亚洲人的血,流的一点也不比欧洲人少;现在,几个可能引发世界大战的“火药库”都在亚洲——南中国海、中日、日韩、印巴、两韩,还有台海。

同样的,几百年来欧洲群雄并立,尤其20世纪,欧洲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内斗,整整两代的千万年轻人化为齑(jī)粉,沃土耕地成了屠场,霸权拱手让给美苏。因此,他们不能坐视整合的希望,消失在民粹的风暴里。

但也是这两个宿敌,在大战之后五年之内,便宣布共组“欧洲煤钢共同体”。1952年,《巴黎协议》正式生效,七年之前还不共戴天的二国,就把自己最重要的煤钢重工业资源与信息,上交给一个立足于国家层级之上的组织统筹管理,从而为今天的欧洲统合奠定了基础。

“堕坏城郭”,“夷去险阻”。险阻既去,商道大通,让饥馑的威胁降低,对于商业的振兴也有正面的意义。

但秦的统一还有一项重大的心理因素,或许也是推动欧洲统合的志士们最心有戚戚焉的。借用贾谊《过秦论》的文字:“秦并海内……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秦的统一,事实上反映了人民渴望“王者”——一个单一的政治权威。为什么天下之士都希冀王者的出现呢?因为诸侯相攻,杀伐不休,生民涂炭,大家多么希望能有个强力的政府,能一治永不复乱!

站在“战或和”交叉口的我们,好像也该学学欧洲人的“一笑泯恩仇”才是。

了解了这段历史脉络,就不会对“为何欧盟与欧元能屡次化险为夷”感到讶异了。

当“民之所欲”未必正确的时候,这些有大智慧和使命感的政治外交家们便情愿一身担负怨谤,坚持做该做的事。

与大多数人想的相反,欧洲统合,一开始并不是大多数人民的意愿,而是一批跨国菁英殚智竭力,引导民意,克服国家民族之间新仇旧恨的结果。这些人认知到:欧洲不能再自相残杀,怎么样拆除通往战争之路的引信,便成了这批“欧洲之父”们的当务之急;他们是法国外长舒曼、意大利总理加斯贝利、德国总理阿登纳,以及欧洲融合的“总设计师”——商人莫内。当“民之所欲”未必正确的时候,这些有大智慧和使命感的政治外交家们便情愿一身担负怨谤,坚持做该做的事。

张丹红接着阐述了名导演伍迪艾伦对婚姻的定义:婚姻,便是两个人一起解决一个人不可能有的问题。政治也是,需要无限的耐心与让步;“长治久安”便是结晶,而“妥协”与“宽容”是最值得信靠的保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