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与建筑史的研究是相通的。敦煌壁画绘制在石窟寺内，建筑型制受到印度古代建筑的影响，敦煌的气候与地质条件使得石窟寺的出现成为可能，在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在有限的空间里，石窟寺出现增建、扩建、改建、重建的变化，从建造与工艺的角度，重新审视敦煌研究。近年来敦煌考古发掘出匠师们住宿的石窟，里面留存着他们的半成品练习稿等……庶民生活的角度丰富了敦煌艺术的解读。
研究的乐趣在于探索，在不断的学习中拓展思路，挑战习以为常的观念，跨学科的积累成为必要。期待山上的天猛公能有更多这样的文化飨宴，滋养岛国渴求知识的性灵。
主持人简短的介绍后，衣着朴素的沈教授登场，站在台上讲了一个多小时，汗水渗透衣襟。公开演讲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不知道面对的观众背景，讲的太深奥怕被批卖弄，讲的太浅薄怕被喷无知，要有深度又要能启发思考，还要生动有趣有亮点。作为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的艺术史博士，沈教授的演讲条理清晰娓娓动听，好久没有听到这么畅快的华语课，认认真真地做笔记，诚心诚意地鼓掌致谢。
多年前还在读研究所时去过一次敦煌，年少不知愁滋味的背包客，从生机盎然的新疆进入大漠黄沙的甘肃，第一次见到漫山的石窟寺，那种感动是纯粹自然的。在那个没有互联网信息轰炸，没有游客拥挤的年代，也没有数码相机与智能手机的干扰，站在那里静静仰望千年的文明。多年后能够听到专家的讲解，算是圆了一场旧梦。
两周前又去了天猛公艺术基金会，是因为他们与早报合办的敦煌石窟寺讲座，由在美国纽约大学任教的美术史教授沈雪曼主讲，一看到讲座宣传立马报名，生怕错失良机。大雨后降温的天气适合上山，老洋房外的草地上搭起白色大棚，讲台上摆着电视屏幕与座椅，观众席已经坐满，所幸一侧增加了些座椅，迟来的鸟儿是有好处的，坐在侧面有大风扇加持，吹散人体蒸腾的热气。
那次去参加活动是因为对于华人墓葬祭祀文化的兴趣。第一次去就喜欢上这个场所，英国殖民时代的老洋房处处可见华族文化元素，原来的房间得以保留作为展厅，虽然面积有限，却有着百年老宅独有的韵味。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室外的石雕，大多是被遗弃的墓构件，这些精美的石雕在这里找到安身之处，看着它们重归乐土的喜悦，成就别样的景观。来参观的人潮英语华语掺掺，间中穿梭着时尚青年男女，恍惚间不知身在何处。
第一次去天猛公艺术基金会，是去参加“天猛公中元节”。搭巴士到怡丰城对面的车站下车，前行几步向左拐，走了没几步人行道便消失了，只剩两侧浓郁的树林相伴，虽然有点小坡度，但并不难走，这条天猛公路走到底不过10分钟，先是看到右手边的一栋老洋房，再往上走几步是另一栋，再走一小段路豁然开朗，左侧一排鸡蛋花树，修建整齐的绿草坡融入树林，道路尽头矗立着第三栋老洋房，那便是山上的天猛公。
传统的敦煌艺术史研究着重于壁画内容的分析，从图像学的角度解读佛教经义的呈现，关注佛教的起源与传播，探讨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等。当学者沉醉于壁画内容时，往往忽略一些根本的问题——壁画是谁做的？怎么做的？为何而做？从山体开凿出的石窟寺内，自然光线极为有限，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作画？为何要在昏暗封闭的环境下制作规模宏大的壁画？神圣课题的背后是俗世的生存问题。在现场经年累月干活的是匠师，他们如何理解深奥的经义并将其转绘成图像？佛教经典的理解是否壁画创作的必需？壁画制作是为了传播教义，还是虔诚信仰的物化？
远在西北大漠河西走廊的敦煌，曾是佛教世界的中心，是僧侣求法的朝圣之地，至今留存超过4万平方米的壁画，当地的敦煌研究院就有上千人从事研究工作，尽管这些年来敦煌学研究成果丰硕，仍有无数的未知等待探索。沈教授分享的不仅是敦煌石窟寺的发现，更是研究观念的转变与学科发展的新思路。
期待山上的天猛公能有更多这样的文化飨宴，滋养岛国渴求知识的性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