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那天经过大巴窑中心的广场，灯火辉煌的pasar malam，我突然看到了成排的“珍宝珠”。你知道珍宝珠吗？一支塑料细棒一端镶着一颗圆滚滚的糖果球，用五彩缤纷的糖果纸包住，颜色斑斓的Chupa Chups。
美国达利美术馆眼下展出的“重塑自然：达利的花卉幻想展”便验证了什么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展览展示了达利在1968年至1972年间创作的三套罕见的植物版画作品。策展人在介绍中说：达利也经常在其他早期艺术家的花卉原图上作画，例如在18、19世纪艺术家的作品上融入他一贯的梦幻人物和标志性符号，如苍蝇、蚂蚁和融化中的钟表等，来改变传统花卉图像的意境。
不过很多资料都显示达利很快便画出设计，而且是在“餐巾纸”上画，好像不费吹灰之力、随意潇洒，那糖厂老板花的百万大钱是否值得？
“我每天早上醒来，都会感受到一种由衷的快感——啊，我是Salvador Dali！”他可是会说出这样一句话的人。有几个人可以每天早上醒来，都有这样的“领悟”呢？因为做自己而快乐而骄傲。
写到这里，我头脑里突然撒下一堆橘色、黄色、绿色的糖果；用透明糖果纸包着，两边扭起来，像一个胖胖的蝴蝶结，那也是我喜欢的糖果。那款糖果，现在好像已经找不到了。或是它的包装给换了，我认不得了。
如果不是长期对植物花卉的观察和创作实验，也不会有珍宝珠设计的信手拈来。那个现场画雏菊的潇洒自如，其实是65岁达利的集大成。写到这里，好想去看展览啊！
资料说，珍宝珠1970年代起开始向世界拓展，在欧洲、澳洲以及亚太地区市场表现尤为突出。吃糖的我也是亚太地区的其中一名贡献者。达利的设计让糖厂老板的棒棒糖走向世界，让不懂达利的小朋友心之所向。
我仿佛突然看到了1970年代念幼儿园的自己，穿着PAP社区幼儿园的蓝白小制服，嘴里含着一支粉色草莓味的珍宝珠。我最喜欢的那一款。我已经不记得我究竟喜欢的是它的味道，还是就单纯喜欢它是粉色的。但只要有机会路过卖珍宝珠的杂货店，我就会央求妈妈给我买一支。最好一天一支。世界上怎么有那么漂亮那么甜美的糖果！
如果不是长期对植物花卉的观察和创作实验，也不会有珍宝珠设计的信手拈来。那个现场画雏菊的潇洒自如，其实是65岁达利的集大成。
达利画的雏菊有八片花瓣，完美的覆盖在糖球顶端，是珍宝珠标志的主体。据说这个位置也是达利亲自设定——达利的设计当然要最完整地被看到，摆在居中的顶端位置，怎能做他想？
这样想来，我是嗜甜的！
几十年过去，达利不在了。糖厂仍然保留了他的设计。让长成大人、中年的我，无意间看到成排的珍宝珠，想起童年，想起过往一切；一股甜美的滋味在口腔与记忆的某处被唤醒，仿佛不曾离开。
金黄色与红色相间的珍宝珠标志，确实颜色抢眼，热情奔放好玩，就像我们对西班牙的某种印象。那个时候的达利已经65岁，他是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人，那个地区的代表旗帜就是由金黄色与红色相间的线条组成，西班牙的国旗也有这两种颜色；达利是希望全世界都知道这漂亮的糖果来自西班牙，设计出自一个加泰罗尼亚人之手吗？
糖厂老板花大钱请达利设计棒棒糖包装纸，他肯定高兴。我在一些画册里看到大家都用“贪心”形容他，说他贪钱。达利也不避讳，还赤裸裸地说：“我对钱的热爱只能用神秘学来解释。Money is glory! （金钱就是荣耀！）”
我知道珍宝珠糖果纸的设计师是达利以后，一方面虚荣地觉得孩子的我还挺有审美眼光的嘛，一方面突然对这个艺术家有一种倍增的亲切感：喔，原来我小时候看了就快乐的糖果出自你的手啊！下一次在美术馆里对着你那些画布上融化中的时钟，恐怕糖果纸也会覆盖在上面，让画中的超现实梦境，增添一层莫名的童趣了。
每当有人塞一包糖果或者一颗巧克力给我的时候，我总是会说：I do not have a sweet tooth. （我不嗜甜。）
请容许我小小地炫耀一下。我后来才知道原来珍宝珠的糖果纸是西班牙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萨尔瓦多·达利在1970年代初设计的。据说，糖果厂的西班牙老板Enric Bernat为了让珍宝珠更具艺术气质和国际品味，花了巨款请达利出马。珍宝珠的网站上说，达利“沉思一会儿，在餐巾纸上画下雏菊标志。他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创造了这有史以来最具辨识度的标志之一。”
亲爱的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