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惠颖说，这个项目也通过绘制个人和集体历史的十字路口，探索家庭如何被经济和政治力量塑造改变。家庭事务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通过其视觉实践，或可了解曾在新加坡很常见的家族企业和多代家庭为何没落中。
当胡惠颖把镜头转向家人，她是摄影师，也是家庭成员之一，她的照片是对摄影师与所拍摄对象关系的注释，她关注自己的身份如何与家庭、环境产生联系。作为纪实摄影师，她同时以参与及旁观者视角记录。她说：“我的家庭不仅仅是一个主题。他们是我研究认同身份和关系之间相互作用的媒介——他们的和我的。”
用摄影拉近家人距离
展览即日起至8月29日，星期二至六从中午12时至晚上7时，星期日至下午4时，在Objectifs的Chapel展厅（155 Middle Road S188977）展出。配合展览出版新书，胡惠颖也会举办对话会与种植工作坊，公众可上网报名。
胡惠颖说：“这次作品也见证了我作为摄影师的整个过程。2008年最初拍摄农场时，我用黑白照，出国（英国伦敦传播学院）读摄影（新闻和纪实摄影硕士课程）后，摄影风格出现改变，改用彩色胶卷。最初我想做新闻摄影，黑白时期注重活动中的影像，彩色照片则注重氛围，传达内心的感情，流露安静缓慢的步伐。”
刚开始摄影时，胡惠颖没想到以家庭为对象，但在2007年，突如其来的脑膜炎使她陷入昏迷，醒后重审自己的人生，发现唯一的遗憾就是与家人不亲。她说，当时父母不太了解她在做什么，也不太赞成她从事不能当饭吃的摄影工作。她进入农场拍摄，妈妈、妹妹、姑姑都在，与大家庭拉近了距离，摄影作品可说是她致农场、家庭的情书。
两次个展中文名皆为“耕”，英文名从2015年的“We Are Farmers”变成“We Were Farmers”，占地2.4公顷的“胡进发水耕农场”因为土地被征用，最终在去年年底拆除铲平，成为过去式。胡惠颖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这次个展是比较完整的纪实报道，通过58张摄影，结合家庭档案文献照片、报章报道等展出。
胡惠颖说：“能在新加坡的农场中生长，是很难得的经验，很值得珍惜。”因为做记录，胡惠颖联系上曾祖父之前经营的养猪场。第一代农场主胡进发在杨厝港经营椰子园，后因土地被征用，在1970年代搬到榜鹅经营养猪场，1990年代改在义顺经营水耕农场。
现在，父母亲都支持胡惠颖的摄影，也资助她出国读摄影，本想在国外工作的她最后选择回新与家人在一起。因为自由摄影工作不稳定，这几年，胡惠颖也在农场帮忙，想过接手农场，但做了以后才发现，农场经营很困难，需要一组人一起干，如果堂兄妹不感兴趣，都觉得很辛苦就不得不放弃了；若果标新土地继续经营，费用可观。
胡惠颖说，祖父早逝，祖母向来是家中核心人物，在2014年去世后，爸爸叔叔都少了动力，家庭注意力分散了。农场是整个大家庭的支柱，是胡家联络感情的所在。胡惠颖与妹妹、小叔都在农场举办婚礼，胡惠颖婚礼给宾客的伴手礼是农场种植的香草。农场铲平后，大家比较少见面，彼此的冲突较少，也没有做生意的压力。今年的农历新年是第一次胡家无法团聚庆祝。胡惠颖爸爸难以适应退休生涯，与他人结伴去走路。
胡惠颖曾入围2013年Icon干邑蓝带摄影奖，获2018年亚洲隐形摄影师大奖纪录奖，获选参加世界新闻图片6×6全球人才计划，并为《纽约时报》等特约摄影。
胡惠颖目前有两个开展已10年的长期摄影项目，都与环境与人的主题相关：老挝的铁路计划和湄公河建水坝计划，因为疫情暂时搁置。因亲身经历农场的兴衰，她能了解他们在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问题与感受。
摄影展以主题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农场的日常生活，家人一星期七天忙碌工作的身影，伏桌休息或睡午觉，还有中元节祭拜活动；第二部分着重摄影师内心的情感与家人的关系。穿插这两部分是胡家从1960年代至2020年经营农场及摄影师个人生命历程的双重时间线。
摄影师胡惠颖摄影展“耕”，透过长达12年的镜头记录家族农场五六十年来的兴衰缩影，映照出新加坡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不可挡。
本地自由摄影师胡惠颖（39岁）的第一个及第二次个展，都与她生长的胡氏家族农场紧密相关，通过她长达12年的镜头记录，我们得以窥探一个家族农场五六十年来的兴衰缩影，映照出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不可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