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强生说，1987年台湾解严，艺术圈百花齐放，也是艺术家“卡位”的时期，不过他因为好奇各种西方思潮，不愿意一知半解，所以凭借一股“傻劲”前往美国深造。回台湾后他又参与杨牧主导的东华大学创作与英语文学研究所，投入教学工作，13年没有文学创作。郭强生强调，虽然没有作品，却一直为创作做准备，因为“认真活过，就会长出文学来”。
小说集始于2019年春天，那年秋天黄怡来到新加坡参加作家节，她说其中一篇小说《雨天障碍赛》，或许与新加坡的天气有关。
董启章说：“如果全部都是机器，那就没有自由意志，没有灵魂了。”
选择呈现香港人的恋爱故事，是因为“用爱情看一座城市，就可以看到人们到底是不是真正幸福”。
他尝试在这本小说里探讨地方历史与当下人们心灵之间的关系。
董启章借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文学机器》，谈到文学是一种文字的组合游戏，借此打破文学陈规。这样一来，文学似乎就可以用机器逻辑来制造出来，事实上并非这么简单就可以预测，因为潜意识不可言说，文学的任务就是尝试把他们表达出来。卡尔维诺认为，人类不需要制造文学机器，因为自古以来作家就是文学机器。
董启章思考人的主体性来源
黄怡也引述卡缪的话：要认识一座城市，就去看看市民怎样工作、恋爱与死亡。
郭强生认为写作必须诚实，作品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是要通过文学找回自己。
90后香港作家黄怡通过香港普罗大众的恋爱絮语，展现这座城市的多元面貌。
自由意志，是灵魂的核心。
董启章在2016年出版长篇小说《心》后，便一直醉心于灵魂课题。他指出，灵魂可以是哲学里谈论的soul（灵魂），可以是文化层次的spirit（精神），可以是脑神经科学里的mind（思维），或是心理学讨论的consciousness（意识），甚至可以是民俗中的ghost（鬼）。
到了《香港字》，董启章回归历史上第一套汉字铅字“香港字”，他说：“我关心灵魂的课题。香港字的打造是物质性的发明，但背后有精神层面的东西……”
郭强生说：“我关心的是文学这件事，而不是自己的作品。有些作者会想要从写作中得到特权和恩宠，认为自己有才华，别人应该来关心我。但写作者应该要问的是：写作是为了什么？你关怀的是什么？作家不只是关心自己的作品，你要有所付出，才能跟社会连结，读者才会跟你互动。”
黄怡展现香港的多元面貌
为期九天的2022年新加坡书展于上个星期日（12日）落幕，虽然海外作家无法来到现场参与，但他们还是通过现场大屏幕，与本地读者越洋连线，分享各自新作品与创作观。
他说，灵魂可以是不灭的、超越性的、先验的，也可以是大江健三郎小说《空翻》所探讨，是须要不断去创造的东西。
香港文学在经历过2019年反修例运动之后，催生出许多作品，深刻反思香港主体与现实生活中种种问题。董启章与黄怡去年出版的小说《香港字》与《挤迫之城的恋爱方法》，以虚构刺探现实。林夕、陈子谦与周昭亮则以诗笔思考各自的生活经验。
除了香港作家，这次新加坡书展也邀请到2021年台湾联合报文学大奖得主郭强生连线座谈。
她说，香港的挤迫除了体现在寸土寸金的城市空间，这座城市还把人们逼得“不得闲生病”，每一分一秒都要榨出生产力来。这本小说集里，黄怡尝试从时间和空间来“考验”小说人物，设计一场场障碍赛。
这次较特别的是，主办方邀请五位香港作家：董启章、黄怡、林夕、陈子谦与目前居住本地的诗人周昭亮。
《心》《神》《爱妻》《后人间喜剧》分别讨论佛学、道家、康德哲学与控制论（cybernetics），后两本还带有科幻色彩。
新加披书展压轴的文学讲座中，董启章以灵魂为主题，思考人的主体性来源。
此外，郭强生也注重精读与评析，他说，一个人要成为一流的作者之前，必须成为一流的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