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理或心理的疾病带来苦痛并暴露人生阴暗面，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直面这个事实：
匡超人在医生诊治他的“破鸡鸡”时，想到的是郑捷在台北捷运里无差别杀人后说的那句“没想到杀到后面还是会累”，政治强人是不是也曾在夜阑人静时如此黯然神伤？于是医生用器具在“鸡鸡上那破洞采集细菌及病毒样本”时，破鸡鸡超人也想着：“好痛。而且好累。”疾病暴露出道德的松懈、堕落，也因自身的堕落换来疾病的惩罚。这种“天谴”也有救赎的方式，那就是“语言病毒”，文字的变化如音乐一般，隐喻和神话一样，作家的文字就是自救的神器。
靠文字疗愈心理疾病的书写，有者直抒坎坷心路，也有更多是以暗喻的文字释放自己的痛苦，而且是以一种看似豁达而不羁的笔触，笑骂或暗讽那些自己无能为力的现实。《匡超人》于2018年面世，与其说这是一部向《西游记》和《儒林外史》取经的“科幻”小说，我倒觉得它是骆以军感怀“台北人身世”的忏情书。书中有阴囊破洞的超人，文本里各种残破的想象，那些戕害自己的人（无差别杀人的郑捷或忧郁症自杀的袁哲生），或被政治绞肉机（白色恐怖）绞杀的人，这个城市的创口有脂肪般蜡白色的脓汨汨流淌，就如那个羞于启齿的胯下暗疾，剧痛难愈。
阅读《直男癌病史》会不期然想起骆以军的《匡超人》，两书的共“通”点都是以令人想入非非的“洞”来说故事。后者的超人阴囊破洞，被人讥笑“你就是在一个男人的屌上，又长了一副女人的屄。”；前者书中的“洞”就是女性的第一性征，直男在色欲暴冲中浮想联翩，有关乎城邦命运的存续，更有历史偶然和必然的辩证。骆以军作为台湾第二代外省人的离散情怀，参杂了许多无法一言以蔽之的历史问题，林韦地的移动经验（马来西亚、台湾、英国、新加坡）则令他深切思考华人流散的意义。
历史的黑洞让人看不清真相，骆以军破阴囊隐喻和林韦地小说中的阴户暴冲，“洞察”了人性的怯懦和两座城市身世的幽微转折。虽是马来西亚人，但在狮城工作和生活令他近距离亲炙这座城市，林韦地在这本小说集里反而对新加坡着墨更多，不论是建国历史或教育体制（华文教育的式微），他对岛国的认识确比一般国人更为深刻。也许我们毕竟在1960年代以前曾是“共同体”的一分子，岛主当年在电视上因分离联邦而抹泪那一幕，也隽永地留在了小说里。
南国的降头师vs北方的孙悟空
直男的母亲曾告诉他只有岛国（新加坡）没有降头师，身在岛国的他却在梦里看到马国降头师通过性交易影响选举。降头师和阿光之间的权力关系，映射了许多畸形社会的现实面，梦中的降头师自诩是政治大赢家，连华人女副首相为了“救国”都向他出卖过身体，尔后阿光懵懂中俯身屈就沙笼敞开的性器，用“舔”来换取心中欲求，明喻政治修罗场的不道德交易。
林韦地小时候在台北生活过，这座城市对他来说不是陌生的异邦。很喜欢书中的短篇《中国的最后一个妖精》，任何熟悉台海历史的人读了都会莞尔。借由小说改写台湾1949年以后的故事，黄锦树之前写过《再会，福尔摩沙》，颠倒了毛蒋两人的际遇。黄锦树已入籍台湾多年，但他始终站在一个外来者的视角看待台湾的变革，对历史的多舛和荒诞的政治他多有置喙，但都在文学想象空间淋漓挥洒。
近年来，“疾病书写”成为文学作者的一种表现技法，借以暗喻一座城市的身世变迁，或影射一些相关的历史创伤。一般“疾病书写”或借由作者本身的病痛经历（如平路去年出版的《间隙》）探究人生或世情，或通过揭橥世人对某种疾病或障碍的隐晦、禁忌，来批判主流世界对边缘他者的歧视或不公。就如苏珊·桑塔格在《爱之病及其隐喻》一书以肺结核和爱之病作为观察焦点，指出人们对这两种病症的负面隐喻也是社会的偏见所致。同性恋或一些比较难以启齿的病征，也成为一些作者思考或转喻病态社会的手段。
骆以军自身患有糖尿病和忧郁症，也曾经“路倒”在台北街头，毋庸置疑他早已成为“疾病王国”的永久居民。他也经常以这些慢性病自嘲，并将自身对这些病症的了解作为写作的材料之一，《匡超人》里的“破鸡鸡”发想自下体的不适，也是他想象台北各种光怪陆离事件的暗道，千头万绪缘自他对这座城市的生活体验及成长记忆。
熟悉新马地缘政治的人都知道，马来土著相对于其他族群拥有各种优势，马来降头师（或曰巫师）也是民俗上所谓的医者。阿光作为一名医生，心底一直困惑于自身的认同问题乃至于要“问道”于巫者，他在梦中问降头师自己是否需要被医治，降头师告诉他：“在这块土地上，血统不正确，或信仰不正确，有时也是一种病。”
这不是一本叙述癌症病史的小说，封底直接罗列了所谓“直男”的病发症状，十大“罪状”（不似病状）中以“反同”“拜金”和“性别歧视”最为刺目，毕竟其他如“大男人”“控制欲强”“思想守旧”等等都是寻常易见的毛病，《直男癌病史》究其实要鞭笞的不是个体的心理问题，而是作者对历史富争议性片段的剖解，也是对群体普遍存在的各种歧视和偏差的不满。让文字化身柳叶刀，对文青医生来说，也许是对症下药的痛快经验。
《直男癌病史》里直男不断提起的另一个关键词是“降头师”，对新马两地以外的读者来说，也许有一种神秘的异域情调。幼时耳闻的各种传说萦绕直男的脑海，让他对“无所不能”的降头师既恐惧又向往。骆以军的《匡超人》里则有一只蹦进蹦出的孙悟空，颠覆了我们对孙行者在《西游记》的既定印象。
“每个降临人世的生命都拥有双重身份，一个属于健康王国的公民，一个是持有疾病王国的护照。或早或迟，我们都会被迫移民疾病王国…… 我并不是想描述生活在疾病王国的状况，而是想说出这个处境所面对的种种惩罚性的、伤感性的幻象。 ”
用文学记述小写历史，包裹改写一座城市身世的企图，说故事的人乐此不疲。
林韦地笔下的直男并不“反同”，反之看似情色的文字却有悲悯的淑世情怀。话语权不是一般市井小民念兹在兹的东西，他们相信“岛主”自会带领团队创造繁荣和幸福，然而顺民和愚民只是一线之差。小说中的岛主早已仙逝，林韦地用不少篇幅记述了他所认识的岛国伟人。我和作者一样早年也捧读过他的回忆录，并遍览其他史家的观点以做出自己的判断，熟悉这个城邦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毕竟岛主和其他被放逐的人一样，成王败寇都有说故事的权力，就像台湾不同族群有各自坚信的本岛历史版本。今日的新马华人已然有明确的身份认同，就如迷惘的阿光终究确认了自己的华人血统，“不是中国人口中的那个华人，也不是台湾人以为的那个华人”。
《直男癌病史》简介明言充斥暴力和情色，其实我觉得都点到为止，并不浮滥。书中情欲的书写相当直接，林韦地意在串接不同地域的政治现实，以及对身份认同的诘问。一个中篇和九个短篇构成了这本小说集，中篇小说《路过》主角阿光的原型赋有90%作者林韦地的背景，来自槟城、留学英国的医生，流散新加坡这座城市行医，对本地社会的旁观和疑惑（包括中产阶级和刻板制度下的国人心态），都以一种他者的角度冷眼凝视。积极向上脱贫致富的“耀邦”，以及他身边各种功利心态的人物，也许是这个大环境孕育出来的日常，各种意淫的符号剑指拜金城市的麻木运转。
——看林韦地和骆以军的另类“疾病书写”
林韦地和小说里的阿光何尝不是水月映射，对两岸三地的历史或臧否或私淑，局外人的激越文字铸就铮铮铁骨。看似憨憨的阿光，就是现实中那个自嘲把Gucci穿成Uniqlo的林韦地，他也反复在审视自己“外来者”的本位，这是小说集频密出现的关键词。每个奉行资本主义的社会总有弱势族群，金字塔底层及被边缘化的他者（如同志），在小说里都是被隔绝在主流中心以外的参照组。短篇《冬炎功》和《含含》虽没明确写出暗涌的同志情愫，但宽宥的笔触逼视人们回避的暗角。作为医生，也许关怀和正视这些他者的存在，也是文字“医心”的策略。
文学中的恶托邦台北是个冷酷异境，戒严时期的白色恐怖教人胆颤，解严后矫枉过正的转型正义，有时也令人心寒。骆以军用诙谐的笔抒写他的伤感体悟，和解共生仿佛永远是个不灵验的咒语，裂开的伤口久治不愈。逃出五指山的美猴王误闯吃猴脑的炼狱，被它看不起的破鸡鸡超人救出，可见声色犬马的台北比西天如来还可怖。
台湾作家胡淑雯说戒严时期的台北就像一座“生产政治犯的监狱”，白色恐怖的记忆笼罩台北的天空，她一一掇拾这个恐怖箱里的故事，不但自己动笔写，也和童伟格合编了《让过去成为此刻：台湾白色恐怖小说选》。《直男癌病史》在爬梳岛主的辉煌成就时，也不能绕开岛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的“冷藏行动”及一些政治犯的命运，对比了两个岛主不尽相同的治岛手段。政治从来就不是不粘锅的游戏，自然不能以成败盖棺定论来扁平化历史光谱。有人尊岛主为国父或伟人，也有论者给他贴上独裁的标签，生前身后的功过确实难以一刀切。
难言之“瘾”：外来者的意淫和忏情
林韦地借着降头师的“异能”批判马国（槟城）政治，骆以军则假托孙大圣的“失能”凸显了历史的虚妄。不论是形象高大的美猴王的“被矮化”，还是两蒋的功过被人借由身体的腐坏加以放大，甚而台北的想象被丢进一个“记忆的恐怖箱”反复操弄，性器的隐疾和许多作家的忧郁症一样，都因担心人设的崩坏而不可为外人道。疾病的隐喻向来是小说家刺世疾邪的手段，某些疾病为世人所忌讳或诋毁，被用来指涉一些不道德的行为和暗黑的世情。桑格塔说过“悲伤使人有趣”，疾病书写不一定只表现在对病征及历程的忆述，在文学的疆域里有各种隐喻的可能，有时最不着边际的调侃和戏谑，才是最沉痛真实的记述。
自诩能与天帝争长短的大圣来到朽腐的现代世界，在历史黑洞里失去了七十二变的神采，流落台北街头。过去上天下海的优越感瓦解，美猴王仿佛是外省族群的映射，大圣身上拔出的每根金毛一吹，都是“骆以军崩坏体”的分身；水帘洞则成了跳进去就永劫不归的深渊，就像一个伤害体验的通道，通往这个它无法施展七十二变的城邦，尽管旁观者不断疾呼“危险！危险！”，美猴王还是义无反顾地跳进了那时间的虫洞。
《中国的最后一个妖精》以幽默的笔调勾画出人与妖的辩证关系，一人一妖调侃了马克思、尧舜（对某些人而言势必非常“辱华”），拥有数千年修为的狐妖帮这个台湾人返乡，不但发展出人妖恋，也历数了国共恩怨。小说里这个台湾人不想做日本人（台湾曾被日本统治半个世纪），跑到中国投共却发现共产党连自己人也杀，小说结尾他终于借妖精的助力回到台湾，一上岸却被当作“共匪”遭国民党枪杀。
在“耀邦”视角下那个在街头卖书的印度人，曾遭遇的压迫也是我们关心岛国政治生态的一页记忆，在小说不刻意的叙述中给予了善意的还原（也许是一种致敬吧）。在情欲和物欲的交缠挣扎中，人性有时会流露一丝尚未泯灭的良善，“耀邦”虽不敢保留那本“政治不正确”的书，却在招妓的过程中一直想起那个落寞的印度老者，潜意识里兴许尚有未被功利主义完全淹没的良知。
阅读《直男癌病史》会不期然想起骆以军的《匡超人》，两书的共“通”点都是以令人想入非非的“洞”来说故事。
说故事的权力
这个充满黑色幽默的故事再现了台湾人的蜿蜒宿命，以及那块土地百转千回的曲折历史。台共和马共一样，是文学创作的热门素材，这个短篇也令人联想到台湾作家朱嘉汉的台共小说《里面的里面》，有一种在遗忘的回澜中捕捉记忆的惆怅。
兼具作者和出版人两种身份的林韦地，本人也是一名执业医生。对于文史和政治有浓厚兴趣的他，经常在社交媒体撰写长文剖析看法（个人意见或医学专业），最近出版的《直男癌病史》可说是他对新马、台湾近代史的另类阐释，直观书名就可期待字里行间会有同志（相对直男）的背影投射，以及对人性“不治之症”（心理癌病）的针砭痛击。
作为长篇小说，《匡超人》用许多熟悉的人事形塑台北图像，连早逝的袁哲生也穿梭在小说中。袁哲生曾在他的小说中，改写司马光坚持打破水缸却赫然发现那个躲在里面的孩子，竟长得和自己一模一样，这种镜像隐喻的反射震撼了读者，也映照出他心里那个藏得密密的真我，无所遁形。袁哲生和骆以军属于同一个世代的台湾作家，在台湾解严后崛起于1990年代。他们另有两个共通点，其一是外省人第二代，其二都为忧郁症所困。骆以军在小说里化身匡超人，辨证活着的价值和死去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