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连士升在当时的名气已经相当大。谢克曾说，当时一些作者如连士升、李星可等在外已经名气不小。或许是因为谢克人缘好的缘故，这些有名气的作家都不介意《民报》是小报而持续供稿。连士升除了写“我与文学”之外，也用另一个笔名子云，写专栏“因风寄意”。专栏的形式是书信体，使用和友人的书信对话的笔触展开。开头的模式是用“XX：”，结束后会有问候语，如“近安”等。写作的主题都是关于学习、西方哲学、西方知识界等。内容会提到好书，如邱吉尔传，或谈在国外教书的朋友等。“因风寄意”出现相当多次，故看得出连士升对《新生代》的支持。其他的作者还有新华诗人苗芒，以及后来人在澳大利亚的丁之屏，他们也是支援着《新生代》的重要作者。
《新生代》的文章主题中也有不少关于写作介绍，例如《作家如何从事创作》《或怎样鼓励学生写作》；另有报道阅读与写作座谈会的内容，如孟毅、陈凡、田流等，此座谈会占了新生代192期的整版。
此外，1955年出版的《困城》收录六篇作品，刻画小人物生活中的悲哀与难处。第一篇《困城》故事主角是教师丁红，在她身边发生许多不公的事，兼及不同的行业，像摊贩、洋行书记等，他们在生活与理想间摆荡，相比起“唐山”的宏大，下南洋的日子仿佛一座围住他们的“困城”。谢克细腻地写下下南洋人们的心声：
二、谢克1950年代的作品
“新人专号”并非《新生代》的长期专栏，但是“新人专号”在《新生代》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在105期和106期中，谢克刊登儿童剧社的几个演员的作品，这些作者都是十多岁。其中，我们看到当时21岁的蔡曙鹏博士的作品。在新人专号中，蔡博士的剧本《青年画家》获得许多好评。故事是一名个性轻浮的“胡”办了一个画展，他邀请家人朋友，当中有他喜欢，却爱慕虚荣的玛丽。最后，一群人误以为来了一名记者，导致冲突，使画展在慌乱中结束。
倒数第二期还有诗人钟祺纪念专号，刊登四首诗、三篇纪念文、生平简介和遗墨。以如此丰富的内容纪念作者，相当有诚意；此外，在固定作者群中，也有比较隐性的。如专栏“文艺通讯”的作者是李汝琳，以白沙一笔名发表。他主要介绍文艺界的活动和书籍，也是《新生代》常出现的专栏之一。
其中，“培育者”的姿态是谢克在编辑与书写中所呈现的社会关怀，他在小说里强调正确的教育态度，以及培育年轻学子尤为重要。在本书的跋中，作者说：“我拿‘为了下一代’来做书名，并不是说这篇东西写得特别好，而是我希望在这儒教面临着被摧残的时候，那些在为华文教育尽力的教育工作者，能特别注意到我们下一代的教育危机。”谢克也躬身实践，在同名短篇小说《为了下一代》里，设定主角白骏和老傅都是受到委屈的老师。为了讨好有钱人的校长颠倒是非，让原本认真教学的老师们受到耻辱。书中有一段描写校长偏袒学校赞助人何先生，即使何先生的孩子有错在先，罪名却全归到老师身上，写得颇为生动：
“我来给你介绍，何先生，何太太——何先生是何玉生同学的家长，本校的赞助人。”校长又指着老傅：“这位是训育主任傅先生。没什么事，没什么事，只是为了何少爷的那一个小过，嘻嘻，嘻嘻。”校长变成了银幕上的小丑。
综合来看，《新生代》一些专栏让已有名气的作者提供个人思考和阅读心得，起到为年轻作者“承先”的作用，下文再继续以“启后”观察谢克在《新生代》如何推动年轻作者和推广文艺。
另外，在《新生代》里也看到李星可的戏剧专栏。同是报人的李星可既写剧目，也作翻译，他翻译韩素音的《餐风饮露》和《青山不老》。此戏剧专栏讨论许多关于戏剧的文章，对当时的戏剧文艺推动是很有帮助的。
平凡人的故事几乎存在于谢克的许多故事中。第三本小说集名为《新加坡小景》。名为新加坡小景，说的是在这块土地上频繁发生的事件，但是因为平凡而不受人重视，却不代表未曾发生过。同名的短篇小说中，谢克写不受重视的主角招弟，在父亲死后到叔叔的店里工作，但是叔叔却和婶婶一鼻子出气，让他在店铺里过得非人，以至于认识雇员阿勇，两人的相知相惜不敌叔叔的虐待，最终招弟终于鼓起勇气和阿勇出走，到另一个地方发展自己的小生意。其实，此故事的主题和《困城》近似，同样诉说在南洋的不堪日子，只是，《新加坡小景》中的主角们后来终能走出自己的路，在南洋落地生根。
文学推手①谢克
然而，在1948年，战后的文艺盛况突然停下来。1948年6月18日，英国殖民政府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带来严格的审查制度。许多来自中国的书籍被禁止，导致图书供应严重中断，对新华文学而言，这是个困难时期。此外，英殖民政府也禁止报纸出版，如《民生报》和《南侨日报》等都关闭。而后，对严肃正规文学艺术的控制也引发“黄色文化的兴起”。
谢克本名佘克泉，1931年出生于新加坡。笔名有蓝稿、葛全、桑守桑等，19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如《为了下一代》《新加坡小景》等。1966年他担任《民报》文艺副刊主编，主编《新生代》。1970年他进入《南洋商报》，延续出色的编辑能力，主编《学府春秋》《青年伴侣》等。1983年，他转入《联合早报》副刊组，至1991年退休。因此，他在1960年代到90年代生命的黄金期，几乎都在担任文艺副刊主编，亦曾担任许多文学奖的评委，更重要的是，他在2000年获得亚细安文学奖。这是对他在新加坡文坛做出贡献的最高肯定。
在华文报章出版业方面，崔贵强教授从数量让我们知道当时报业发展的迅速，他指出在战后初期，华文报纸出版数量达到414种，是战前的两倍，比起1837年至1941年近100年间的163种多出许多。若探究当时出版活跃的原因，崔教授也在《新加坡华文报刊与报人》中指出三点。首先，英殖民政府在战后对出版物实行相当宽松的监管。除了禁止持有极端反政府观点的出版物外，其他出版物无论是健康还是色情的，均可登记出版；其次，华文教育在当时十分活跃，受过华文教育的人数增加，对华文报纸的需求和支援度也同步上升。此外，报纸价格低廉，吸引广泛读者群；第三，英殖民政府禁止从中国进口阅读材料，加上当时台湾中文出版物的进口相对不发达，从台湾运到新加坡的出版物也不多。因此，新加坡的知识分子缺少阅读的资源，以至对当地华文报纸和文艺副刊的需求增加。同时，也带动华文报纸与出版业的活跃度。
看了谢克的文学创作和文艺副刊编辑的身份后，短篇小说《电话带来的灵感》可算是文学与副刊编辑元素的结合。这部小说收入在较多文学选集中，颇能看出它在谢克小说中的代表性。故事开始是电话响起，有个资深作家名叫穆杉鼠，和另一副刊编辑平阳的对话。穆杉鼠出了一本新散文集叫《风从武吉知马山来》。穆杉鼠高傲且功利主义，他打电话对平阳好声好气，希望平阳能刊登他新书的介绍。可是，平阳却说有事在身，需要把文章给同事薛戈。穆杉鼠听后大发雷霆，因为穆杉鼠曾被薛戈发现他模仿另一位本地作家，穆杉鼠怀恨在心暗地中伤薛戈，故事的结局是穆杉鼠愤怒离去。这部小说或许也反映作为副刊编辑的谢克，在真实世界面对到的一些“资深作家”的蛮横霸道。
“新人专号”后来出现几篇大篇的后续报道与评论，例如韦晕和崔粲的文章。在109期中也有赵戎的留文。赵戎大赞年纪轻轻的蔡曙鹏，“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与犀利的笔锋，实属难得”。赵戎亦鼓励其他年轻诗人，说他们令人佩服。这些前辈文人鼓舞了年轻写者，同时也借由文字鼓励了阅读副刊的年轻人大胆写作。
做自己不愿意做的工作，是最痛苦的，丁红一直被这种痛苦紧紧地包围着。虽然，她很想摆脱这种痛苦，辞职不干，可是，一回到家里，看到母亲斑白的头发和脸黄肌瘦的八岁的妹妹，她的心就软了下来……然而，现在，她宁愿失业，宁愿挨饿，宁愿使母亲难过，却不愿意再回到洋行去被侮辱……
185期的《新生代》是比较特别的一期，罕见地收入谢克自己的文字。1970年女皇镇图书馆开幕，举办作家谈写作与阅读座谈会，邀请三位来宾演讲，分别是苗秀、赵戎和谢克。谢克在座谈会中除了分享自己如何开始写作，也提到他在1950年代早期，与从香港来新加坡的刘以鬯见面。当时刘以鬯将一份中国作家名单交给他，这些作家包括张天翼、艾芜、沙汀、赵树理、吴组缃等。谢克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密集地阅读这些作家的作品，并且从中“第一次领略到文学艺术形象的巨大感染力量”。
《走路》一文收录在许多不同的刊物，代表新加坡1950年代共有的社会经验，在那个海外华人普遍将在南洋赚来的钱寄给国内侨眷的年代，故事中的龙钟伯并非特例，他在新加坡省吃俭用，却因为参加银会出了问题，钱财化为乌有，甚至赔上自己的性命。故事中的“有钱人”依旧逍遥法外，在强烈的对比之下，更显得世界的冰冷与不公。谢克在本书最后的《跋》里写着：“今天，我们已经步入了一个不平凡的时代。在这个不平凡的时代里面，在我们生活的地方，有着许多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血和泪交织而成的，不平凡的，极动人底故事。可是由于客观的环境所限制，加上缺乏生活经验，我写出来的大都是一些比较熟悉的卑微的人物的平凡底故事。”
1. 作者群：我与文学、作家专号、纪念专号
在新人专号之外，戏剧在《新生代》占据相当多的内容。第9期开始便出现图文并茂，关于剧场和戏剧演出的内容。在155期，儿童剧社之夜的六篇相关报道占据几乎全部的《新生代》版位。在第166期的新生代中，整版的《新生代》留给国家剧场艺术团。若稍加留意，当天是1970年1月1日，当天其他版都大力宣传新年的相关讯息，谢克却在1970年的第一天，让国家剧场艺术团刊登整版，除了证明当时有相当多人支持国家剧场艺术团之外，也展现谢克对于戏剧表演和推广的肯定。
2. 新人专号、戏剧与艺术推广
四、结语
（本文整理自《培育者：新华作家谢克在小说与文艺副刊影响力》讲座）
谢克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在文坛上十分活跃。环绕在“培育者”的视角，无论从早期的小说创作，或是文艺副刊《新生代》的编辑模式，我们都可以看到谢克在推动文艺，鼓励年轻一代等层面的努力经营。
若要观察谢克其编辑与创作，必然无法规避他崛起的1950年代，那是个相对较为动荡的年代。1945年二战结束后，日军撤离，英殖民势力返回新马，开始恢复和平。在新加坡华文文学领域，1945年至1948年的战后三年，我们称之为“和平初期”或“光复初期”。在此期间，文学作品走过战争的压抑，逐渐开始蓬勃发展，报业也恢复以往的盛景，《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和《民报》等报刊重新出版。同时，文学团体和戏剧团体在日军离开后，亦重返艺术舞台，迎来短暂的生命力和繁荣。
谢克在“访谈”中提及自己办“我与文学”的价值，其中重要的是很多作家从事写作的历史鲜少人知，因此专栏的内容便有价值；另一方面，谢克也提到找人写“我与文学”的为难，因为《新生代》一周一次，若太早邀到稿，让作家等太久，作家们可能会生气。没有稿件则会出问题，所以他觉得办这个栏位让他“战战兢兢”。
故事最后，老傅失望地想要离开教育界，但白骏晓以大义，劝说“为了下一代，一个真正有灵魂的教育工作者是必须觉悟的，不应该老是抱着‘为吃饭而教育’的观念”。谢克将个人对教育的愿景投入于小说创作之中，畅谈儒者对教育的用心却无法获得应有的报酬。
谢克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在文坛上十分活跃。环绕在“培育者”的视角，无论从早期的小说创作，或是文艺副刊《新生代》的编辑模式，我们都可以看到谢克在推动文艺，鼓励年轻一代等层面的努力经营。他出版《新加坡华文文艺》《新华作家百人集》《新加坡女作家小说选》等书籍，都是有个别研究面向意义的作品。
第201期的《新生代》，谢克正式离开《民报》，为期四年的《新生代》结束。谢克转入《南洋商报》主编《新年代》。
回到本文第一段关于庞德的引文，或许文艺副刊是不会过时的，至少在谢克的文艺副刊中，因为培育者的方向，让许多作品的得以发表，许多年轻创作者能以作家的身份在之后的写作历程中继续前行。由此，让即时性的新闻也成为了新加坡永久性的作家与作品。
第三部分是观察《新生代》的其他栏位，以及谢克如何增加文艺副刊的多元性。其中，有刊登名家访谈，如李星可，和戏剧有关的杜诚，新华评论者黄孟文（孟毅）等人；《新生代》中也出现小栏目，如谈论文艺的词典，44期的形式主义，48期的自然主义和较大篇幅的《关于诗的风格及其他》等；另外，也偶尔出现像“作家小传”的内容，介绍外国文学。然而，介绍外国文学和翻译文学的内容在谢克的《新生代》中属于少数。
美国著名诗人庞德（Ezra Pound）在他的著作“ABC of Reading”中提及“文学是维持新闻的新闻”，新闻是即时的，文学则是永久的存在的，二者间又有何种关联？我认为文学的诠释能通过不同阅读体验历久弥新，它的即时性是当代读者所赋予的；报纸中的文艺副刊则介于即时与永久之间，它能以文学的方式反映社会的关怀，同时又在短时间内获得读者的回应。因此，文艺副刊编辑可以说是最靠近作者与读者的人，本文将以前文艺副刊编辑谢克为题，聚焦其于1950年代的创作和编辑理念，从“培育者”的角度观察他在撰写文学作品与推动当代作家的影响力。
一、谢克与1950年代的氛围
后来，丁红在南洋的日子太苦了，丁老太和阿陈母等都鼓励她回中国，回到那里不愁没饭吃。此处作者虽以教师为中心，但实际上却着眼于早期下南洋的历史。值得留意的是。小说也如他其他作品，保持语言运用的灵活，例如“罗的”“加椰”“没定着”等马来文与方言，这些元素都让文章看起来更生动。
另有一篇《贺仪》，故事环绕在一所学校的职员对话。因为当时南洋大学新建，各界发动贺仪活动。校长向各个学校老师提出乐捐，只有校长和教务主任各捐了300元。其他老师如钱莫有捐一元，也有要开溜的菲立许，甚至还大叫“南洋大学对我有什么好处？捐多多钱做什么？我才不做傻瓜，出钱给别人享受！”此情节表现在教育和道德间游走的状态。故事的最后是校工阿林提出捐扣五元（也就是负数五元）。后来人们才知道他的薪水极低，这个月底薪水用完了，因此主动扣下个月的薪水表示支持。这部小说后来也收入在1959年出版的《新加坡小景》中。
进入到1960年代，《民报》创办，由黎国华领导。《民报》算是小报，初期只有一张纸，后来发展成两张纸。对象是小市民，当然也因为内容丰富，颇受欢迎。1966年11月3日，《民报·新生代》正式登场。第一期的阵容相当优秀，许多作家后来都成为了核心作者团队，如苗秀、苗芒、李星可、柳北岸、杜红、周粲等，为副刊提供插图的是新加坡的重要画家蔡名智。从版面的编排来看，半版的副刊有两篇散文、两篇小说、三首诗、一张插图及编后语。这是较经典的副刊编排。谢克在第一期的编后话具有教育意义，他认为只要不分帮派，不搞小圈子，不是无病呻吟的作品，都很乐意发表。以下分成三个部分来谈。一是核心作者群，作为编辑的谢克在副刊中，让这群不同文类专长的作者在副刊中施展才能；二是谢克如何在副刊中推动新作者？或是提供新作者需要的写作与投稿讯息；三是观察文艺副刊中的其他栏目，这些栏目如何让文艺副刊更加丰富。
在那个中文出版蓬勃发展的时代，谢克开始撰写小说。绿色封面的《为了下一代》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收录八篇短篇小说，内容多以卑微人物的平凡故事为主，其关怀面涉及资本家的险恶，文棍的丑态，甚至是不合理的婚姻产生的后果等。此元素到后期作品亦常出现，几乎可以说是他小说常出现的主题或形态。
除了“我与文学”，谢克也特别开过几次作者专号。其中一位是柳北岸。柳北岸以诗歌创作为主，本名是蔡文玄，是著名作家蔡澜的父亲，也是《新生代》的核心作者。他曾在邵氏电影厂工作，后来以苏来曼为笔名写过马来剧剧本；还有苗秀专号，刊登内容包括其自述、杂文、小说及图像。
3. 其他多元元素的注入
首先是作者群的专栏。“我与文学”是《新生代》的重点与特色。当时许多著名作家收到邀请后会提供稿件，说明自己与文学的关系，如何接触文学，对文学的想法等。此栏位不仅让更多读者认识作者，也使一些对创作感兴趣的新手思考文学的内涵，进而走入创作。这一系列相当成功，有许多著名作家参与，如连士升、林参天、李星可、杜红、苗芒、丁之屏等。
华文报一直为文学主要的推手，新加坡的华文报文艺版主编亦扮演同样的角色。《文艺城》以不同的形式，不定期介绍这些幕后英雄。
在对谢克的小说有了基础的阅读后，接着要谈其文学副刊编辑的身份。山东大学的黄万华教授在1996年发表《我们必须养活文学：近三十年新加坡华文文学的一种侧影》一文。全文以两位编者为例，一位是编辑《赤道风》的方然，另一位则是谢克。黄教授如此评论谢克：“编辑工作是默默无闻的 , 但谢克的这种默默耕耘中有着对华文文学全局的瞻望 , 他致力的也许正是适合新加坡国情的振兴华文文学的正确途径。同他这种努力成互补态势的是他自身的创作 , 他以此参与着提升新华文学创作质量的历史进程 , 也由此深味创作得失甘苦 , 而这使得他的编辑工作更具有一种深远的历史眼光”。在国家档案馆的访谈（简称“访谈”）中，谢克说副刊编辑需要秉持公正的态度，并且尽早发表年轻人的文章，让他们保持信心；另外是对作者有所认识，因为知道作者擅长的文类，多理解他们，才能让他们参与合适的特辑。这些主张看似容易，但实际操作却相当不易，因为须要耗费额外的时间大量阅读，编辑的时间也总是相当紧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