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文风》一样，他还保留一个《新苗信箱》的栏位，允许作家和编辑之间的交流，延续了沟通的传统。由于《新苗》主要目标读者是青年学生，因此栏目里也设定一些年轻的话题，如以动物为主人翁的小说（《兔子·狼·大象·狐狸》1958年3月15日），参观咖啡豆检查的经验（《检咖啡子》1958年3月25日）和寓言故事（《猴子小姐与照像师》1958年4月10日）等。其中，有一首《诗五首》的诗相当有意思，作者是秀山，署名后特别括弧“作者是裁缝学徒”，亦反映出与当时《青年文艺》中许多底下层工人投稿的现象雷同。诗歌第一部是《“新苗”你欢迎我吗？》诗歌如下：“我不是学生／我是一个工人／我没有读书的幸运／但我和学生一样／热爱学习”。如果以现在的文艺水准来看，如此直白的诗歌未必能获得发表的机会。但是，《新苗》确实创立出一个提供给新人，无论身份，也无论教育程度投稿者的一个天地。也值得留意的是，《新苗》中有一些乐谱的存在，以中式的数字乐谱呈现，是向年轻人推广音乐的一种方式。当然，从名字也能了解到曲目与年轻学子息息相关，如《母亲教我一首儿歌》（1958年3月11日），《摇篮曲》（1958年6月10日）等。
（文接上期）
5. 杏影的编辑风格作为视角
《青年文艺》从1960年7月20日至1967年2月6日，这是杏影在担任《南洋商报》编辑中维持编纂近六年半，共出版729期，也是当时维持时间较长的文艺副刊。同时，这也是杏影在1967年1月5日去世前的最后一个文艺副刊。《青年文艺》的最后10期由另一个人编辑，最后才结束。换言之，若杏影的身体无恙，《青年文艺》很大可能会超过这六年半的寿命，此刊的结束与杏影的编辑形式显然没有直接的关系。在1960年7月12日《青年文艺》第一期中，文艺副刊的标志里有一段文字，写着它将 “每周三出版， 一个青年的写作场”。后一段文字是重要的，亦是关于《青年文艺》本质的明确陈述，旨在为青年提供一个写作平台，每周一次在报纸上全页刊登学生的诗歌、散文、文学评论和翻译作品。
报纸副刊，特别是文艺副刊，对于为当地读者提供一般知识和改善文学审美观至关重要。它们是新加坡华人获取中国语言和文化知识的重要平台。通过这个过程，形成反映新马华人生活的新马华文文学作品，表达他们的声音、思想和对生活的思考。在杏影编辑的文学副刊中，《青年文艺》被认为最能彰显杏影的编辑风格，以及反映他的核心编辑哲学，在文学美学和文学促进之间运用着副刊的平台加以推广。作为编辑的杏影，一直以来都在文字中表明对报业和书写正面的观点，但是他也曾在文字中表达文学和报纸之间存在一些冲突的事实，要如何维持报纸或副刊的寿命，他的任务显然有些困难，特别是在1950年代期间，当时的许多报纸副刊甚至无法持续一个月。
台湾诗人、评论家向阳在文章《副刊学的理论建构基础：以台湾报纸副刊之发展过程及其时代背景为场域》分析台湾报纸文艺副刊的影响时，对副刊作为传播工具，如何与社会事件密切相关，提供一个有见地的定义，并解释文艺副刊的特点：“副刊和杂志的区别在于，前者拥有更广泛的受众、更多样化的内容和更大的可塑性……”确实，文艺副刊在杏影的掌舵下成了一艘载着众多青年作者的船。
如前所述，在杏影成长的岁月里经常接触海外的经历，特别是日本。他到日本学习了十年，对日本文化和历史有深入的了解。1960年，他受新加坡电台邀请，举办10场关于日本文化的讲座，包括“日本文化的新与旧”“明治维新和现代日本”“孔子学说在日本”“日本的佛教”和“走向一个伟大的日本”等。这些文章后来也在《南洋商报》刊登。或许值得思考的是，在1960年谈日本很容易触及民族伤痛，毕竟当时距离二战还未20年。但杏影的书写态度较为诚恳，文字关怀人性，也同时着重现代化发展，因此也没引发任何明显的抨击或是笔战。这和他在编辑《青年文艺》的编辑态度也有直接的关系。在日本之外，值得留意的也有在1961年3月8日的《青年文艺》也发出特别刊专门介绍刚果的诗歌，缅怀在殖民主义斗争中身亡的民众。
另一个例子是碧澄的一篇文章《依萨哈芝穆哈末：一位勤于写作的马来作家》，他赞扬伊沙克·哈吉·穆罕默德（Ishak Haji Muhammad）在马来文学中的坚持态度（1961年12月25日《南洋商报·青年文艺》）。虽然报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蓬勃发展，但它仍然是一个竞争激烈的领域。许多报纸副刊都维持不久，或是水准不高。因此，杏影的编辑在当时来说具有相当影响力。从编辑风格来说，杏影的立场，无论是在《文风》或是《青年文艺》，都期待培养本地作家，对文艺副刊的态度始终如一。
华文报一直为文学主要的推手，新加坡的华文报文艺版主编亦扮演同样的角色。《文艺城》以不同的形式，不定期介绍这些幕后英雄。
3. 《青年文艺》：培养青年作家和多元文化
除了上述编辑时间较久和影响力较深的副刊之外，杏影也编辑过其他较小的副刊。一个例子是《新苗》。由于形式上有着相似性，《新苗》与《青年文艺》有着紧密的关系，更是延续了杏影关怀读者与作者的编辑风格。关于《新苗》的创立，杏影在他的第一期中即充分解释，他说：“《新苗》和《文风》就像是兄弟的报纸副刊。《新苗》是弟弟，后者是哥哥……我们成立了《新苗》，目的是为标准较低的写作提供一个平台。”（1958年3月1日《南洋商报·新苗》）毋须讳言，当时杏影主编的《文风》在当时的投稿量非常巨大。因此，许多投稿者，特别是年轻或是写作经验不足的写作者都等不到发表的机会。因此，《新苗》提供青年业余作家一个重要的写作平台。《新苗》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许多读者青睐，当时不会因为这是给年轻写作者投稿的平台而让读者兴致缺缺。此时，杏影的编辑角色俨然是个文学写作的推广者。
（下，续完）
文学推手⑩杏影：
杏影编辑的《青年文艺》更多元化，例如爱尔兰作家奥利弗·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的短篇小说和美国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谈写作技巧的翻译文章都在副刊中出现过。杏影的个人兴趣让文艺副刊的多元化变得顺理成章。除了青年作家的作品之外，杏影也喜欢读外国作家的书，这与他早期在早稻田大学修读外国文学有关。他努力学习和翻译他们的作品，其中包括萧伯纳、契科夫、普希金、席勒、莫姆、托尔斯泰、马克·吐温和莫扎特等文学家和音乐家，而且他也相信要让副刊年轻读者学习这些外国文学才能增进自身的写作能力。
除了刊登西方文学经典的翻译文章，《青年文艺》也刊登许多马来文学的翻译文章，或是针对马来文学的文学评论。例如M Zain Salleh的翻译文学评论《建设时期文学使命》（1961年5月8日《青年文艺》），其中也有大篇幅介绍马来诗人通卡特·瓦伦特（Tongkat Warrant ），或是他另一个笔名奥斯曼·阿旺（1961年8月14日《青年文艺》）。从《青年文艺》不少关注马来文学的翻译和评论中，我们可以推断出当时的新马华人读者对于马来文学很感兴趣，特别是早期新马一带，许多华人都会说马来语。因此不同语种文学的互动比现在还来得好。
4. 《青年文艺》兄弟副刊：《新苗》
整体上，本文旨在探讨杏影的编辑风格，分析此模式对华文文学领域的可能影响。作为华文报纸副刊的编辑，杏影曾向本地读者介绍不同的想法和知识，如引进西方的写作技巧和外国经典翻译，以及不同外国元素来介绍国际文学的视角。另一方面，杏影对年轻作家的大胆采用与积极鼓励，让他成为后辈们敬仰的对象。或者可从整体新华文坛来思考，1950年代的文学领域并不缺乏年轻写作者的热情与用心。1950到70年代的华文报纸副刊拥有着年轻写作者的活力，在发表文章中不乏超越民族、种族和语言的思考，杏影的编辑模式功不可没。如果说杏影始终没有用笔成功地改变社会，但他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用文艺副刊延续了当时一群青年学子的写作生涯。
（本研究成果感谢国家图书馆李光前研究奖学金的支持，让项目顺利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