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文学创作中已有不少人探索南洋华人移民的黑暗面，台湾／马华作家张贵兴的长篇小说《猴杯》就是一大代表。
也就是说，这个“新”，也可以是一种回归，一如此前马来西亚历史学者廖文辉编《许云樵全集》时感叹的，前人注重南洋史，视野更广，后来马来西亚以华语做研究的历史学者往往只将重心摆在华人史，范围窄，形成不健康现象，所以要回归。
相较于白伟权新书集中讨论南洋华人（尤其是盛产锡矿的拿律地区华人），莫家浩的《臆造南洋》从他的家乡新山与柔南的边佳兰出发，通过大量田野调查与史料探索，借民间传说和地方宗教风俗，去建构一个更多元的地方历史。
出版社的名字暗扣1841年英军登陆香港，这与另一家以年份命名的出版社——2046出版社——相映成趣。由旅台香港作家邓小桦创办的2046出版社，受王家卫电影《2046》启发，以香港回归后承诺50年不变的最后一年死限为出版社名字，出版一系列香港相关作品，包括凤凰卫视前记者、传媒学者闾丘露薇创作的长篇小说《浮世蔷薇》。
可以说，从出版社到书本内容，都有大小历史叙事角力的故事供人玩味。
从民间传说看地方历史
莫家浩以量子物理学作比喻，或可作为结语，他写道：“当讨论从奇幻走向科幻，我也想借鉴一番量子物理学的概念。比起将南洋／东南亚／努山塔拉（Nusantara）视为华人／唐人文化基因改造农场，或许也可以将华人／唐人视为一种‘叠加态’（superposition state），其文化特征将随着‘观测’（observe）角度的不同，‘坍缩’（collapse）成观察者所见到的结果。身处多元，不同阶段与不同文化的‘纠缠’（entanglement）及‘选择’（choice），都有可能让关着唐人之猫的箱子于掀开一刻，被观测出——或说被描述（describe）成不同的事实。而宏观的历史论述，往往也只有到了微观的个案身上，才能充分显现认知的多样性。”
白伟权也在导论中写道：“为什么要告别‘有贡献的华人’和‘悲情’？如何告别？华人与会党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很长的时间里头，华人对于先辈存在秘密会社（天地会组织）、包娼包赌的过去，总是充满矛盾与尴尬，导致在论述这段历史时，经常避重就轻，甚至花很多文字去加以修饰或掩饰他们所认为的‘恶行’。若是站在价值二元对立的角度，只是关注好—坏、道德—不道德、仁—不仁等等，历史研究便成为一种民族主义道德光环的保卫战，为特定族群服务了。”
做研究不能只放大光明面，白伟权指出，谈论南洋华人帮派历史时，经常会拿忠义作为解释，但一些历史资料如《槟城大暴动报告书》记录了当年帮派如何为党徒列出械斗清单，一旦杀人伤人被捕判刑，“公司”会如何赔偿，说明背后的经济与生存需求。
醒目的“新南洋史”四字引起相关研究者的瞩目，毕竟有新就有旧，似乎有个对立面。一八四一是由一群离散台湾的香港人新成立的出版社，社长沈旭辉是著名的香港国际关系学者，目前在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台港国际研究中心担任专任副教授。出版社最初专营香港相关议题作品，“新南洋史”系列是出版社的全新书系，旨在展现“唐人”（早期南洋华人移民的自我称谓）在东南亚发展出的多元故事。
来自马来西亚柔佛新山的两位历史学者白伟权与莫家浩，同时在台湾一八四一出版社推出马来（西）亚史话集《拜别唐山》与《臆造南洋》。
对于“新南洋史”，白伟权与莫家浩2月6日在柔佛新山南方大学学院的对谈活动上多有澄清。对他们来说，这两本书的书写方式主要是希望摆脱华人史过于强调悲情与贡献的取向，从更多元的史料（包括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不同语言族群的文献与文物）选择更边陲的地方研究，重构历史，同时尝试回归战后许云樵、鲁白野等学者作家史话书写的方式，力求历史研究更亲近读者。
历史研究不只看光明面
这两本书被出版社以系列书方式推出，书腰写上大字“新南洋史”，标榜“摆脱了中国中心和汉族中心的论述方式”，并设问：“脱离‘中国／中华’的界域，唐人在世界各地何以构成新天新地？”
白伟权在他的新书《拜别唐山》就选择以破除迷思的方式开启论述。他第一道题是：东南亚华人都是吃苦耐劳，惨遭剥削的猪仔的后代吗？他以1870年代拿律（太平）开矿时苦力的死亡率（10至20%），苏门答腊甲必丹《海国公余辑录》指南里苦力在航程中三分之一死亡率，南洋华人男女比例极端不平均等为例，试图指出“我们是苦力的后代”这个惯性思维的盲点：其实留下后代的主要是当时的自由移民，而非猪仔苦力。
马来西亚历史学者白伟权与莫家浩同时推出史话集《拜别唐山》与《臆造南洋》，希望摆脱华人史过于强调悲情与贡献的取向，重构更多元的南洋历史，并以史话书写方式，让历史更亲近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