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我们看见她在电视选秀比赛担任评审，在慈善晚会表演，2010年参与李迪文（Dick Lee）音乐剧《炒饭天堂》，2015年还在陈子谦电影《想入飞飞（3688）》中饰演summon aunty。

1989年出版的《最闷族》，作者依汎伦……等等，这是谁？依汎伦就是谢裕民，他年轻时的笔名。依汎伦与哥哥希尼尔曾合著《六弦琴之歌》。希尼尔是2008年文化奖得主，如今一门兄弟俩都获颁本地最高文艺殊荣，这本绝版了的《六弦琴之歌》不知有没有再版的希望？

完成《m40》之后，谢裕民的作品获得一系列大奖和肯定：新加坡文学奖、东南亚文学奖，受邀担任南洋理工大学华文驻校作家，文学评论家王德威新加坡十大关键词之一，台湾《文讯》杂志“2001-2015年华文长篇小说20部”，香港《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小说……如今62岁，年届退休年龄，获颁文化奖，谢裕民依旧急切，“以英培安或我的例子，就是三年写一本，你有多少个三年？左三年右三年。因为你太老了，除了林方很特别之外，大部分作家到了晚期，你看看昆德拉……”

年轻时有冲劲没有经验，年纪大了有经验却没有冲劲。

退休？拉希玛说，这一切都看天意，可能明天一早你就唱不出声音来了，但也可能会一直唱到90岁，其实也就是唱到不能唱为止。

谈到语言问题，他说：“语言要规范到什么程度？谁的规范？新加坡几乎没有社会流行语，所谓流行语也是入口的。所以，新加坡的华语苍白，我们常词穷；也不吸引年轻人，没有地方色彩，没有参与感，加上社会不重视，就只剩下‘这个，那个’。《放逐与追逐》成为教科书（中学华文文学文本之一），我有点意外；里边还有英文，但生活上避不开。”

这是否也同样基于某种急切感或使命感？

拉希玛感谢文化奖再次肯定她的事业，希望接下来能帮助本地年轻一代歌手，大家一起寻找属于新加坡的声音。

活跃于港台，拉希玛曾与张国荣同台，回忆当时合作的经验，拉希玛不禁赞叹：“真是美男！”

“一个人闯荡，还是要小心。”

无独有偶，两人都以各自的方式寻找“新加坡的声音”，就让我们继续阅读继续聆听，走入他们的探索旅程，启发自己对“新加坡的声音”的思考。

谢裕民从学生时代便开始创作，拉希玛则是童星出身，两人如今年过六旬，仍积极创作。谢裕民持续交出掷地有声的长篇小说作品，拉希玛则仍活跃于舞台。

对比起来，长篇小说一本写三年，那种孤独和不安可想而知，因为你不知道成品是否被人接受。

如今娱乐与媒体变化速度极快，“以前与现在不同的是，从前你必须扎根本地，红了才能出去闯荡。现在你必须先在外面得到认可，本地观众才开始认识你。”

那时“50岁要到，会觉得自己没什么时间了，开始从后面算起。”他说。

出生于明星家庭，拉希玛自小受父亲拉辛·哈密德（Rahim Hamid，爵士歌手）、母亲玛丽安姆·巴哈罗姆（Mariam Baharom，演员）及叔叔阿末·达吾（Ahmad Daud，歌手）的影响。拉希玛6岁便开始拍戏，父亲更偷偷把未成年的她带进歌厅表演，累积了丰富歌唱经验。1972年，年仅17岁的拉希玛发行了首张专辑“Mana Ibumu”（你的母亲在哪里？），1974年赴日本东京参加亚洲歌唱比赛“Kimi Koso Talentime”夺得冠军，名声大噪，整个1970、80年代游走于日本、香港、台湾与新马的舞台。

谢裕民 珍惜一股原初的“冲动”

华文创作向来就有投稿报章副刊的传统，主编《文艺城》，能够了解第一手的本地华文写作生态。谢裕民感触很深：诗作很多，小说很少，就连两三千字的散文也没有什么人投来了。

倒数计时。

要表现新加坡，就不能纯粹只用一种语言。谢裕民的小说，一直都混杂着英文，这种自觉尽管直白，不刻意修饰，却再现了新加坡的真实面貌，不然就“假”了，谢裕民最怕“假”。

在新加坡写作，碰到的质疑真不少。除了语言问题，还有人会武断地认定新加坡生活沉闷无聊，没有题材可写。可是谢裕民的《世说新语》故事多到只能三言两语来谈，而《最闷族》更是最猛烈的回应。

从此拉希玛以全新形象示人，引领新的服装风格，“现在我的招牌，是我的眼镜。”

对新加坡华文写作的未来，谢裕民的态度比较复杂。他会先说：“没有希望啊，哪里还有什么希望？”然后搬出李光耀，说建国总理说过语言是政治问题，所以要用政治解决，“你明天规定进大学每个人的母语科一定要考到怎样怎样”就能解决问题。回顾自己写作的年代，当时人们也都告诉他，新加坡华文完蛋了，但到了今天还在。

这跟年龄有关吗？

2014年谢裕民再次扛起《文艺城》主编重任，除了策划创作专辑，2015年他也发起编选《文艺城》年度选集《文字现象》，2016年倡议设立“早报书选”。

谢裕民说：“没有太多使命感。我想到的是，我不去做就可惜了。当然也要你老板答应，答应了，老板每年还要找钱。感觉工程蛮浩大的。有时候必须从体制里跳出来，从文学的角度思考。有书选之后，人们大概懒惰，不再翻旧报纸的pdf，反正有人选了。我甚至想过追溯以前的，做《文艺城》的五年选。不过这可能要跟大学或研究机构配合了。”

写作，谢裕民珍惜一股原初的“冲动”。

拉希玛·拉辛（Rahimah Rahim）幽默、健谈，话匣子打开，什么都能聊，开玩笑之前都会先声明，这段不好写啊。

谢裕民也是报社编辑。1988年加入《联合早报》，短暂接手《文艺城》主编任务一年，期间推出了“年轻族群——文艺出击”系列专辑，向本地读者推介蔡深江、黄广青、柯思仁、木子（李茀民）、韦铜雀（吴耀宗）、殷宋玮等1960年代出生的作者，后来他们都成为新华现代文学的中流砥柱。作家、学者流苏（刘碧娟）认为：“这可说是新华文学盎然生机的蔓延，也是副刊《文艺城》文学价值的显现。”

1994年，拉希玛再婚，与从事银行工作的雷米·泰益（Remy Taib）结婚。

“娱乐事业就是，你让大家开心，你也开心。”——Rahimah Rahim

小说家谢裕民与歌手拉希玛·拉辛（Rahimah Rahim）昨天下午在总统府获颁第42届文化奖。

这也是为什么拉希玛能唱出韵味十足的华语和广东老歌，她还特别自豪，2019年她为《善济全民爱心夜》苦练一曲《王昭君》，单就她的演唱，便筹得9920通电话，是当晚众星之冠。

回忆起来，有什么遗憾？她说，七八十年代热闹非常，从Mandarin Court到海皇剧院，加上整条乌节路都是酒店餐厅，每晚表演不断，如今整个表演文化因政策改变了，到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好是好，但与观众的距离变大了。从前观众喜欢你，可以每天来捧场，甚至交上朋友。拉希玛说：“娱乐事业就是，你让大家开心，你也开心。”

火与水的过程

“你要珍惜一刹那的冲动，因为你很冷静的时候，就容易假。”——谢裕民

复出之路

本地华文写作和语言

谢裕民还有很多冲动，要化成长篇小说，读者请继续期待。

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位形容自己“唠叨uncle”的作家陆续交出《甲申说明书：崇祯皇帝和他身边的人》（2012）、《放逐与追逐》（2015）与《建国》（2018），平均三年一本，据他透露，新书也快来了，但不是小说，走非虚构路线，依旧关怀新加坡历史。

拉希玛·拉辛 事业起落不言退

文化奖是新加坡艺术奖项之最高荣誉，表扬艺术家的卓越成就，肯定他们的贡献。至2021年，共130名艺术家获颁文化奖殊荣。2006年起，文化奖奖金提高至8万元，用于得主的艺术相关计划。

莫哈末诺今年9月逝世，终年67岁。拉希玛当时通过社交媒体纪念前夫，遗憾人们现在才肯定前夫的贡献。

《m40》停停写写，从2001年起头到2009年1月完稿，花了八年时光，当真吓了谢裕民一跳。一方面是步入中年，发现自己除了“写稿”（他总是用“写稿”一词，而不是“写作”），好像没有别的特长，出现转型忧虑，对未来充满担忧。

1977年，22岁的拉希玛与足球明星莫哈末诺（Mat Noh）结婚，童话般的婚姻一时传为佳话。无奈好景不长，12年后两人离婚，拉希玛为了照顾女儿，决定退出演艺圈，开始做小生意。

“当你有冲劲的时候你是作者，第二天醒来，你是编辑，你就很冷静。你要珍惜一刹那的冲动，因为你很冷静的时候，就容易假。那个冲动的每个字可能很情绪化，但你要保留最原本的冲动。后来的修改，就像一朵花长出来要修剪一下，而不是挖掉。当然，有些冲动是要挖掉的。”

写作就是火与水的过程。

童话幻灭

本地小说家谢裕民在2009年完成小说《m40》之后有了急切感。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才会说要把握住那最初的冲动。

新加坡沉闷吗？谢裕民说：“其实新加坡是一张白纸，很多东西没有人开发、尝试。（是因为新加坡人不想搅动平静的湖水吗？）是你本身对生活没有感触。我自己经常也在落笔的时候，只剩下平日的几分之一，变成一个愤怒中年而已。很多感触都忘记了。”

娱乐工作有苦有乐，她记得有一次到泰国演出，大家兴致高，突然歌厅经理喝茫了，抽出一把真枪，朝天花板扣动扳机，吓得她跪倒在台上。

现年66岁的拉希玛还在寻找“新加坡的声音”，这也许永远不会有答案，但本地多元的文化，肯定是必不可缺的元素。

回忆莫哈末诺，拉希玛说，那个年代，一切驱动力都是热忱，运动员不为名利，对足球纯粹的激情特别珍贵。

世事无绝对。

最大的转捩点，是在面对婚姻失败之际，拉希玛决定在1989年前往麦加朝圣，借宗教找到生活下去的力量。

虽然隐退江湖，但拉希玛的成名曲“Doa”（祷告）与“Gadis Dan Bunga”（少女与花）仍受听众喜爱。2003年，与她合作多年的Life Records唱片公司成功说服她录制个人名曲合集，让她渐渐踏上复出娱乐圈之路。

他要写小说，写更多长篇小说。

“难过的是，我们都是凡人。我当时正处事业巅峰，却突然碰到挫折。我开始思考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婚姻为什么会失败？要知道我结婚的时候，感觉那是童话成真。初恋就结婚了。所以我开始寻找精神上的力量，思考自己是不是太早婚了？只有当你开始反思，才会知道人生不会一帆风顺。遇到风浪，你醒来了一次。再次启航，哪天又会碰到什么风浪……”

当时她其实挣扎了一番。“我在1988年就开始遮蔽我的身体了。我该不该复出？人们会接受吗？渐渐的我学习到，你必须有弹性，必须平衡，你不能把宗教和工作混为一谈。我慢慢回到舞台，电视台邀请我，我说，我已经把身体裹起来了，他们说又怎样？结果我开启了新的潮流。一开始当然担心，因为我的很多听众是非马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