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视为破坏公物到美化市容，甚至成为吸引游客打卡的城市招牌，公共艺术在新加坡从毫无疑问的犯法，发展到有得商讨的空间，还获得公众赞赏。笔者专访两位近年具代表性的公共视觉艺术家，谈他们游走法律、舆论与艺术之间的历程。
同个艺穗节上，当时驻狮城的法国艺术家Gilles Massot发起“Art Commandos”项目，让拉萨尔、南艺和巴哈鲁丁职专学院三所学府的美术毕业生乘搭地铁，在各站下车，把艺术带到乌节路、大巴窑、宏茂桥等公共场所。
新加坡公共艺术半世纪
2000年之后
受众群的感受被忽略
许元豪说，即使获得许可后，公共艺术的内容还是不能踩到宗教、裸体、色情和政治的地雷。他个人对公共艺术的底线是：“公共艺术必须考虑到艺术家和公众的安全。我觉得罗心晖当年在交通灯上的贴纸可能会有误导性，可能构成公众与公路的安全问题。我认为本地壁画现已泛滥。当局和业主接下来得关注公共艺术品的保养和修复问题。”
2009年与2012年，马来西亚槟城乔治市文化艺术节的“乔治市魔镜街头艺术”项目，分别委约Sculptureatwork与立陶宛艺术家Ernest Zacharevic在古城区墙上创作街头艺术。前者用钢条创作了23件表现槟城民间生活的雕塑作品；后者刻画槟城孩童童年的八幅壁画虏获世人的心，让槟城成为游客打卡热点。
1980年代
创作公共艺术 游走艺术与法律之间
叶耀宗或许是当今本地曝光度最高的壁画家。自2015年起，他以新加坡民间旧景为创作主题，七年内在本地大街小巷完成超过60幅大大小小的壁画。他说：“公共壁画热潮在SG50期间引爆，有百多名艺术家受邀创作新壁画。我是在当年的国庆日后才开始创作首幅作品，算是错过了这热潮。”
即使有业主许可，但与业主不同的官方部门来回交涉很费时，导致他最终推掉不少提案。最近一幅在牛车水的画，因不得画在受保留店屋的门窗上而来回修改，终得市区重建局的批准后才能进行。叶耀宗说：“我当然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作画，但有些管制是必要的，壁画泛滥反而让市区变得很俗艳。”
新加坡艺理会近年成立公共艺术信托金（Public Art Trust）鼓励艺术家在特定地方创作壁画；国家文物局也推出税收优惠，让捐赠用于公共展示的雕塑或艺术品的业主豁免所得税。在一紧一松，一松一紧下，本地公共艺术渐渐形成今日的风景。
许元豪说，加上伦敦的Banksy壁画地图和墨尔本的街头壁画所引爆的旅游经济效应，让执政者和商家对公共艺术另眼相看，开始允许有美化市容和叙述地域文化故事的壁画在本地市区出现。城市壁画最早密集地在甘榜格南的哈芝巷出现，近几年才在牛车水、武吉士、小印度等各处百花齐放。
1988年，新加坡艺术节旗下的艺穗节呈献两个大型公共艺术项目。许元豪说：“林宝德的‘踩在艺术上’（Step on Art）主张把城市当作画布，让本地年轻艺术家沿着乌节路地铁站到来福士城的行人道上作画，将完成的画布贴在地上。公众走在街上，踏着画作，蔚为奇观。”
电力站虽争取到给人在一个受控制的环境内体验涂鸦艺术，但有的艺术家还是不高兴，他们觉得受管制等于被审查。——许元豪
近年，一些艺术家在公共空间作画，创作艺术，未得到有关单位批准而踩到地雷，引起“艺术创作或破坏公物”的争辩。李伟烈选择了昙花一现又不留痕的“零干扰”创作方式，似乎让他巧妙地避过了这个地雷区。
新加坡是个多元文化的社会，街头艺术的形式、风格和主题也必须是多元的，我们的市容才会充满活力。——叶耀宗
2010年之后
本地已故戏剧泰斗郭宝崑创办的电力站是本地最早允许在花园内的墙面上作画的公共空间，是本地公共艺术的摇篮之一。
选用“彩虹”为创作主题，理由很简单，他说：“彩虹让人心情愉悦。原来很普通的天空，出现彩虹后就变得与众不同。彩虹只出现一瞬间，有幸能遇到是缘分。物以稀为贵，这系列作品也跟彩虹一样，大多数放一两小时就拆掉。除非是跟某些机构合作，就会放上几天到一个月。”
他接受《早报周刊》专访时，爬梳海量文献，梳理出上世纪七八九十年代，直到2000年后新加坡公共艺术的发展、演变大事件，从中看出把公共空间当成画布和舞台的艺术家与法律的拔河，今天的公共视觉艺术风景如何在管制和放松之间，伴同公众对涂鸦艺术的改观而逐渐成型。
1974年1月9日，《海峡时报》报道这位“幽灵马路画家再度在连城街出击”。他在路上画下谜一样的“抽象图”——状似一叠叠钞票和硬币的方块与圆块，以及新加坡、上海（被写成Shinghai）、1000年、天安等中英字。记者赶到现场时他已消失无踪，之后报上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许元豪自1980年在南洋初级学院念书时开始收集剪报，1981年选修美术课后专注收集、存档新加坡艺术类新闻至今。他堪称“一个人的新加坡艺术文献馆”，收藏的文献除了剪报，还包括活动手册、海报，自拍的艺术活动照片等，40年来孜孜不倦的收藏汇成海量的文献档案。
这则被历史遗忘的新闻不禁让笔者想到，原来半世纪前，新加坡也有一位像香港涂鸦鼻祖“九龙皇帝”曾灶财的奇人。
展览结束后，他把“爱”的灯箱收在家里储藏室，一直心心念念想把它带到全岛各处的美景，摆在那里拍些美照。今年1月23日，他推着灯箱，展开长达六晚的徒步环岛行，每晚步行几小时，每到一个定点，该处就会有人接待，让他过夜休息，第二天傍晚继续上路，所经之路在地图上组成一个心形。第六晚，他把“爱”的灯箱摆在鱼尾狮公园，同时在桥上做七彩灯光装置。他笑说：“彩虹给人带来快乐，跟爱是一致的，所以两者结合很理所当然。”
在牛车水长大的他一直想在老家作画，首次申请被议员婉拒，把他转到市镇理事会，这不行那也不许。终于在市区重建局的穿针引线下得到建屋局的批准，在史密斯街（Smith St）上，新桥中心旁边的一面侧墙，创作了《写信佬·妙手挥春》壁画，也为他打开许多门，吸引牛车水私人业主请他在自家店屋墙面作画，圆了他透过壁画回老家的梦。
一年后，Dia从同座组屋的二楼到顶层，张挂金色旗帜。她当时对《新报》说，她要探索只在国庆期间，让人们挂国旗的钩上，如果挂上不同的面料，会带来怎样的效果和反应。由于创作未得许可，在接获一些居民投诉后，市镇理事会随即将它们取下来。事隔多年，她首次透露，当时她的父母刚离异，她也要离开这个家。这件作品也是她对这个家的告别仪式。
新加坡公共艺术半世纪 官方从严管到松绑
那两年排山倒海的舆论，日后也成了她艺术创作的素材。她说，有人在社群里留言，就她的种族和性别做出侮辱性的谩骂，让她更切肤地感受到这个课题的敏感，于是对自身种族与性别身份的探索，从“金色楼梯”便一直贯穿她接下来四年的作品。
新加坡最具代表性的公共艺术创作者唐大雾，也常在电力站花园呈献结合行为表演艺术和涂鸦艺术的作品。他曾在墙上涂绘和平、反核等主题的壁画。从北京南来授艺的话剧表演家任宝贤，曾在唐画的红蓝黄人物壁画前举行“菩提树下讲古会”。
把爱带到四方
他们除了将画布摆在地上，也在街上表演。这是首个得到官方批准的公共视觉兼表演艺术的大型活动，今天看来，依然大胆。许元豪认为，从1973年到1988年，公共艺术通常都跟儿童户外绘画划上等号，这是国人首次以“破坏公物”以外的视角来看公共艺术，对本地公共艺术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电力站当年是一个被框出来，让艺术家“合法”从事被视为“不合法”的公共、涂鸦艺术创作的安全园地。然而涂鸦艺术即是破坏公物的思维在民间根深蒂固，许元豪说：“刚开始，花园里的这些墙是否属于墙另一端的私人店屋，人们能不能在上面涂绘曾引起争议。最终，电力站虽争取到让人在一个受控制的环境里体验涂鸦艺术，但有的艺术家还是不高兴，他们觉得受管制等于被审查。那个年代，大桥底下、大沟渠下和废屋也是涂鸦艺术家的‘画布’，不过都是游击式的。”
创作“金色楼梯”时，Dia才25岁，仍是入世未深的拉萨尔艺术学院毕业班学生。她有意透过艺术来思考公共住屋的空间，看到家外头的梯阶一片灰茫茫，便想到黏上金箔，让情绪跟随身边的环境豁然开朗起来。选用金箔跟她家族的金匠业有关，代表她的身份象征。她说：“我只想把它当成暂时性的专题论文，记录下来后，如果没人投诉，才把它留下来。”
李伟烈原本想见好就收，但公众对这两个作品的反应很踊跃，询问下次能在哪里看到。于是他开始找寻一些新奇的公共空间，每个月“变一次魔术”，让更多人能欣赏到，至今呈献了20多次。他说：“有人特地从很远的地方下来，就是为了在现场看到彩虹灯。也有人环岛追看我的作品，让我很感动。有的甚至买水来，跟我说辛苦你了，让我们这座组屋变得这么美。有父母带孩子下来看，作品让孩子很开心，也为家人制造了回忆。这些反应都出乎我的预料。”
许元豪是电力站公共艺术发展的见证者、记录者，也是参与者。1990年，27岁的他在这里开了他首个环保主题个展“纪念树的碑”（Monuments for Trees），用黑墨在墙上勾勒出冰山与臭氧洞的轮廓，并让掺入绿色食品染料的冰块在墙上融化，滴下墙面。另一场夜间表演，他请来本地音乐组合Corporate Toil在现场合作表演。1991年，莱佛士女中在电力站举办三天的“只有一个地球”环保艺术活动，节目有两个单元是让学生在墙上涂鸦，与许元豪留下的壁画互动、对话。
在马路上喷写“我阿公的路”，在组屋楼梯黏上金箔，是艺术创作，还是破坏公物？答案见仁见智。半个世纪以来，本地艺术工作者争取在公共空间创作，最早允许在其花园墙上涂鸦作画的电力站，是孕育本地公共艺术的摇篮之一。经过与官方多年的拔河，公共艺术创作近年慢慢受到认可。也有像装置艺术家李伟烈那样，选择不留痕的创作方式，巧妙地避过了地雷。
艺术进入公共空间并不是近几年的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五六十年代反殖、学运、罢工活动，便已出现涂鸦、街戏等元素。本地艺术文献藏家兼研究者许元豪（58岁）说，他收藏的新加坡艺术文献和剪报显示，本地报章首次以“艺术创作”，而不是“破坏公物”的角度来报道一名涂绘马路的神秘画家，可追溯到1970年代。
她今年5、6月将在Yeo Workshop画廊开个展“忘记我，勿忘我”，用橡胶制造奢华的物件，并展示胶园园主和殖民者拍摄割胶工人的历史照片。正如公共艺术提问公共空间属于谁，谁有权利在这空间里创作？这个展览也质疑这些照片属于拍摄者，还是付出劳力的割胶者？殖民者凭什么靠这些照片牟利？
进入21世纪，国际、区域和本地的公共视觉艺术发展，逐渐让公众与执政者对公共艺术改观。
1973年5月31日本地英文报“New Nation”报道一名神秘的“画家”蹲在连城街（Liang Seah St）马路，用白漆作画，内容由不同的图形和中英文字组成，隐晦难懂，横跨整条街。他对路人和旅客好奇的询问均不理不睬，只聚精会神地作画，下笔稳健齐整，一滴多余的漆都没溅出来。《海峡时报》在这之前一天的报道，形容这名神秘画家是一名老先生，打领带，作画时把长裤折上，通常都在白天和晚上某些时段出没。与“New Nation”报道不同的是，《海峡时报》标题将“神秘‘艺术家’”加了开关引号，虽肯定他的艺术造诣，但也强调在公路和建筑上作画是破坏公物的行为，可被监禁三年及鞭打八下。1973年6月7日“New Nation”报道他正要在马路上涂鸦时被警察拘捕，送去板桥医院做精神检查，发现他其实神智清醒正常。这篇报道写他是一名无业中年男子。
从不露脸的英国涂鸦艺术家Banksy在伦敦和世界各地的涂鸦画作被视为社会与政治评论，让他成为艺坛传奇人物。他的作品也成为拍卖行的销售传奇。2021年，他的红气球女孩在苏富比以140万英镑成交后，竟然被暗藏框内的装置自动剪碎，讽刺的是，这幅被破坏的画作以1860万英镑二度成交，翻了13倍！
去年9月，罗心晖获新加坡美术馆委约创作“Our Future is In（con）clusive”壁画，可见涂鸦艺术家在本地已不再被妖魔化，反而开始被纳入官方和私人艺术展览体制内，给予他们空间继续创作。
李伟烈人如其作品，纯真、诚挚，答案不刻意粉饰。他坦言：“创作这系列作品，我很多时候都没取得有关当局或机构的许可。我知道要得到许可，得跟不同单位做很多解释，我在这方面的沟通不太行。我不晓得因为疫情的种种限制，最终会不会获批。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放胆去做。当然，我在创作前做过很多考量，给自己开了三个条件：一、不影响左邻右舍；二、不破坏公共设施；三、不给自己和公众造成危险。只有不触碰这三个底线，我才会创作。新加坡法律很严，但再严的法律都是为了人民的安全利益，考虑到公众的利益就不会触犯法律。只要每个人能为大家着想，就能做出对的事，不需要有人来告诉我们可不可以这么做。”
公共艺术游走法律、舆论和艺术之中的灰色地带，或许因为李伟烈懂得怎么不让公众感到不便或被冒犯而投诉，他至今非但没遇到阻挠，还获得不少官方单位如新加坡科学馆、马来传统文化馆和PLQ商场等邀约，把“彩虹”带进这些空间，可见我国官方对公共艺术也有所改观。
当时的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次长马炎庆说：“她的出发点是好的，我也不视它为破坏公物的行为。”但他提出，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或许没有考虑到将为市镇理事会的维修工程带来不便。今时今日，当权者对公共艺术的态度已明显软化，只坚持：艺术家不得“先斩后奏”，只要获得各方的允许就不成问题。
透过壁画回牛车水老家
选在公共空间创作的最大原因，李伟烈说：“每天人来人往经过的空间，对每个人的生活是很重要的。但我们却很少去思考这些空间对我们的意义。如果把这些空间‘漆上’彩虹的颜色，就能促使人们多花一点时间去思考，在这些生活空间制造更多美好的回忆。”
“金色楼梯”引爆争议
2017年3月，拉萨尔艺术学院女学生Priyageetha Dia用金箔把居住的组屋阶梯变成金色楼梯，引发两极反应，除了网上论坛一些谩骂声以外，大部分网民都赞许这件作品。有趣的是，议员和部长针对这件作品的发言也不再那么强硬。
为公共空间上色引发思考
晚上9点多，近三个小时后，他终于抵达碧山环形脚踏车道，还没停下喘气就取出七彩胶片，用透明胶带贴在120多支灯管上。一个半小时后，环形脚踏车道变身七彩虹桥，引来脚踏车骑士和跑步者的目光。一个小时后，他拆除所有胶片，还原环形道，然后再步行三四小时，把“爱”的灯箱推回丹戎禺住家。那座快闪的虹桥宛如城中一场奇幻的梦。
延伸阅读
李伟烈最近将行为艺术表演《把爱带到四方》（Bring Love Everywhere）与他的彩虹灯装置结合。他2016年在“照亮滨海湾”（i Light Marina Bay）上用再循环塑料瓶，砌成不同字样的灯光雕塑，展到最后呈现的字是“LOVE”（爱）。
这个转捩点从新加坡体育城开始，李伟烈说：“我事先没得到他们的同意就去做了，结果被保安阻止。我明白这是他们的工作，只是在网上表示惋惜，因为作品做出来会很美。不久后，体育城一名职员联络上我，邀请我回去创作，并帮我安排好所有必要的许可证。我就在国庆期间在那里一连三晚呈献彩虹灯的作品。”
他说：“以前做大型装置艺术时，买了很多材料，结束后，材料都得丢掉，储藏费用高，不知放哪里好。有了这样的经验，我尽量不用到额外的能源，采用空间里已有的灯，把彩色塑料套上去，让灯光变色。彩色塑料片能重复使用，不会浪费。”
4月15日，星期五傍晚6点半，装置艺术家李伟烈（44岁）推着用宝特瓶砌成LOVE字样的“爱”的灯箱，从直落亚逸星狮大厦（Frasers Tower）出发，路经天福宫、中央商业区的高楼大厦、人头攒动的酒吧，引来好奇路人的注目礼。
叶耀宗说自己和所认识的壁画家一向遵循正当程序，事先都会获得各方的许可才作画。因此他这些年都画得光明正大，所到之处必引来公众围观。然而申请准证的过程，因官僚体制往往很磨人。
艺术家Priyageetha Dia（皮莉亚吉塔蒂雅）2017年的“金色楼梯”作品在本地引爆“是艺术还是破坏公物”的激烈辩论。虽然不少官员和网民肯定它的艺术性，但她未经许可就在公共设施上创作，在法律上仍站不住脚。在面临私人和公众多方的舆论压力之下，她最终用漂白剂清除梯级上的金箔。
“把爱带到四方”是为期一年的项目，这段期间，李伟烈会定期将灯箱推到全岛各地。他说：“我也好奇人们会跟这个作品做怎样的互动，所以也设计了贴纸，让他们写出对爱的感言，贴在灯箱上。这些感言会随着‘爱’一起走四方。”
近10年，本地发生两大争议事件。2012年跨性别艺术家罗心晖（Sam Lo）在交通灯上黏贴“按到爽”“乱乱按，警察捉”等系列贴纸，还在马路上喷上“我阿公的路”文字被拘捕后，网民在社媒上质疑有艺术成分的公共涂鸦该不该被列为破坏罪行；其中一家媒体的调查显示，46%的新加坡人认为他的作品算是艺术。2013年，罗心晖以恶作剧罪名被控，获判240小时劳改。
公共艺术家面向的群体是公众，是什么驱使李伟烈如此“搏命”地创作？他说：“能够给公众的日常生活带来惊奇、新鲜感和欢乐，对我肯定是一种推动力。这来自群众的力量让我挑战自己，把装置越做越大，越做越高。”
他在艾弗顿园（Everton park）看到一面适合创作的墙，透过租赁经纪联络上屋主，得到同意后开始创作他的阿嬷洗衣和后巷理发的壁画，从此建立起知名度。
30岁的她自2019年后，便不再创作公共艺术，不愿继续当公共艺术的代言人。“让其他艺术家接棒，延续这个对话。或许10年后，我会重拾公共艺术的创作，那时可能是带着不同心境来创作了。”
公共空间是李伟烈创作的画布。他宛如一名“魔术师”，能瞬间将平凡无奇的日常空间华丽变身。疫情期间，全岛气压低靡，他夜深人静时在居住的丹戎禺组屋有盖走道和楼梯间装置七彩灯，仿佛在居民郁闷的心中升挂一道彩虹。无法到现场观赏的民众，也透过网上广传的照片，体会这夜间奇景。这两件游击式的作品让李伟烈的工作室“Very Small Exhibition”在坊间一夜蹿红。
如果把这些空间“漆上”彩虹的颜色，就能促使人们多花一点时间去思考，在这些生活空间制造更多美好的回忆。——李伟烈
Dia说，公共艺术真正面向的对象是公众，但本地对这个艺术形式的探讨，只聚焦在艺术家与法律的对立，往往忽略了受众群的感受。“金色楼梯吸引了我的左邻右舍，不少居民围观欣赏，觉得金色让他们的居住环境变得很吉祥，生气盎然。”
创作时有三个底线
李伟烈│用“彩虹”照亮人心
2018年放弃会计师工作后，他全心投入艺术创作，自2019年后也推掉壁画委约，转向在个人的画布作画。他认为新加坡街头艺术尚在启蒙期，“从艺术家，鉴赏的公众，官方机构到权益关系者等，大家还在摸索学习该怎么游走其中，要如何管制，该给予多少创作自由，创作对公众的价值和意义。我不想新加坡的壁画被自己的作品占据。新加坡是个多元文化的社会，街头艺术的形式、风格和主题也必须是多元的，我们的市容才会充满活力。”
1970年代
时隔五年，鲜少受访的她难得让笔者旧事重提，也首次对笔者透露了当年创作时的心境，剖析她那段时期的公共艺术作品除了法律争议，还有来自自身、家族和族群更复杂的思考和情绪，皆融入其身边的公共空间里头，赋予这些作品更多层次的解读与感悟。
1990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