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内战期间，许多人从中国大陆离散到了香港，1951年几位知识分子创办了友联社，隔年出版《中国学生周报》并迅速扩大版图，经营星马、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与越南版。为了方便星马版的发行，友联到新加坡设办事处。1956年友联正式成立新加坡分部，虽然名字是书报发行公司，但其实也做门市生意，因此才有友联书局与南洋大学同年成立的说法（南大1955年创立，1956年正式开学）。
这本特刊无意深入当年的意识形态问题是因为钟宏志认为那样处理可能对现在的友联书局并不公平，毕竟时代已经改变了。
蔡明英说，1970年代友联书局领导层更迭频繁，直到1977年周立良接手才稳定发展。不过1981年搬迁到书城的时候，南洋大学也已经被合并了，书店场面不再像从前热闹，但周末仍有很多老师、家长来选书，老顾客如本地作家英培安等人也来友联找书。
除了教科书、杂志、餐厅、艺联剧社，友联书局在本地的另一个特色，是1968年至2003年间在圣尼各拉女校开设了校园书店。资深员工蔡明英由始至终负责该店，也成了圣尼各拉的一分子。
对于未来，资深的叶家维说：“我要做的是，不要让书店太商业化，保留友联的文人特色、人文气质。要传承下去的，其实是这个。”
题外一笔：据吴明珠纪念英培安的文章所述，1960年代末姚拓在友联书局与投稿给学生周报的新加坡诗人聚会。中学生吴明珠很欣赏英培安的作品，特地到书店一睹诗人风采，没想到就在友联书局结下缘分。
“……世事难料，我就这样错过与余先生的一次访谈，错过余先生与友联的交集，而且这个遗憾可能是无法弥补的了。”
本地友联并不激进
1981年友联书局搬入百胜楼（书城）三楼，楼下则开设了大人餐厅（1998年结业），周立良也是股东，形成了特殊的文人生活圈。马晓敏追随周立良期间经常和他在餐厅吃炸酱面，吉隆坡《学生周报》主编姚拓来新加坡的时候也都在大人雅聚，马晓敏说：“周先生真的是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此外，当时本地华文文学团体、文人都喜欢在大人餐厅聚会。马晓敏说，书店本来打算直接做一个楼梯连通餐厅与书店，但无法说服当局，只好作罢。
友联书局新一代人包括处理门市和订书已经17年的叶家维，以及刚加盟书局不久的吴王原、陆冠豪。相对于蔡明英1966年单打独斗卖出200多套《水牛文库》书籍，或1980、90年代书业的兴盛时期，新一代书店业者必须更积极出击，提供更多额外服务，他们三人如今每周五网上轮流直播介绍新书，给小朋友讲故事。此外，他们也打造新的“儿童乐园”，除了选书，还亲手制作有趣的辅助物，比如一张与书相关的地图或时间表，提供不同的阅读体验。
这次马晓敏与钟宏志线上联系美国的王健武和奚会暲后，马晓敏最想拼凑的其实是当时他们的生活状态，厘清他们对友联的感情。
钟宏志对本地华文书店历史非常感兴趣，十年前拟好博士论文计划，但因为移居香港，只好搁置。十年后因缘际会，华文媒体集团社长李慧玲鼓励友联书局董事经理马晓敏借70周年梳理书店历史，邀请钟宏志执笔。这是钟宏志兴趣所在，不过答应之后才发现，关于书店的资料非常少，许多关键人物如周立良、余德宽等人也已不在世，增加了研究难度。
读者可上网观看视频回放。
特刊只是梳理了一个框架，友联的历史则是一本大书。钟宏志相信“书局与时局互为表里”，友联从1950、60年代带着浓浓意识形态，到70年代开始淡化，最后成为单纯意义的书店，这一切都跟本地社会发展有关。“书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会塑造和影响人的意识和社会文化。书局卖什么书是有立场的，尤其在早期很明显。这也是个有情怀的行业，书局和经营书局的人与读者之间，不只是单纯的商家和顾客的关系。”
由前新闻工作者钟宏志撰写的《回望——新加坡友联书局70周年纪念特刊》前个星期六（6月4日）在新加坡书展发布，初探《蕉风》的母体友联，以及新加坡友联书局在社会文化生态方面的历史地位。
如今回过头看，对于左右翼思潮，标签化其实无益于了解时代的复杂性。
钟宏志将本地友联历史分成三个阶段：1952至1977年，与香港母体关系密切的阶段。第二阶段是1977至2005年周立良回巢执掌书店期间；1996年是重要的分水岭，周立良买下书店股份，完全脱离香港母体，独立经营。2005年起马晓敏接棒，书店必须接受数码时代挑战的新时期。
对于友联的历史，马晓敏说：“我从来没有这个思想包袱，就因为我什么都不懂，所以我觉得经营起友联来没有压力。为什么知识分子要穷酸？没必要。什么左派右派第三势力，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周先生没有提太多友联的往事，包括我陪他录制口述历史。我只是出差吉隆坡、香港的时候遇到那些伯伯，他们也都没有提。”
“历史就是历史，不应该抱着那么多包袱。我觉得新加坡华社就是太多历史包袱，没有必要嘛，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很沉重？”
书局与时局互为表里
对蔡明英来说，经营书店不容易，文化事业没有秘诀，她给新一代友联人建议只有两个字：诚意。
在发布会上，钟宏志提到她去年8月5日越洋访问奚会暲老先生的时候，对方建议何不访问曾担任《中国学生周报》总编辑的大学者余英时教授。结果就在与奚会暲谈话结束十分钟后，钟宏志的手机新闻应用便推送了余英时逝世的消息。
新加坡的友联，最初为发行《周报》而设，后来有了书籍门市也售卖文具，接着配合新马的教育需求出版教科书，并确立销售台湾书籍的品牌。随本地语言文化政策与阅读风气的变化，友联书局也必须做出改变。吴王原说，从前大家对友联的印象就是专营台湾书，但其实现在书店已经朝多元服务发展，除了台湾，还有中国大陆、香港、马来西亚与本地书籍。此外也有文创产品、零食。
如果十年前开始研究，很多答案可能就能从当事人口中得知。虽然钟宏志有许多遗憾，但她认为现在开始研究还是及时的，加上她手上还有很多资料，接下来还会继续深入研究。
叶家维受访时说：“现在做书店就是做服务。”
当时左右分明，不过钟宏志认为本地友联并不激进，这可能是因为主事者有着浓浓文化人色彩，而非斗争者，其中包括周立良，每个人都说他很儒雅。马晓敏受访的时候也盛赞周立良是儒商。
对于友联悠长的历史，加上本地华文阅读总有文化使命等等包袱，三人异口同声表示不受这些影响。
钟宏志受访时对友联提出两个关键词“另类与低调”。或许正因为冷战时代意识形态问题很敏感，友联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并不多，这跟本地其他书店不一样，加上参与者都避而不谈，研究工作难上加难。
香港友联接受美国亚洲基金会资助，可说是美国反共阵营中的一员，但也因为友联的文人性质，学界常以“第三势力”称之，政治色彩相对淡一些。不过友联《中国学生周报》等刊物接受美元支持，也使得他们在左翼思潮汹涌时期受到一定的批评。钟宏志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当时年轻人去友联买书是现实需要，但个人情感上可能更亲近本地的左翼书店。“有些年长的受访者告诉我，当时他们经过友联，是会绕过的。因为当时的‘进步学生’可能觉得那是不光彩的事情。”
从1952年来自香港的友联出版社到新加坡红灯码头对面国际书店二楼设立办事处算起，本地友联书局已经有70年的历史。
陆冠豪这次参与特刊的校对工作，读到马晓敏1995年加入友联第一年就个人做出60万元业绩，如今整个书店要达到这个数字都不容易。“当时真的是读书的年代……读到这些肯定会有压力。”
接棒友联书局，马晓敏始终注重的是书店的经营，希望书店能朝百年前进。
在特刊发布会上，李慧玲从宏观角度探讨友联与本地华文阅读生态的关系，召唤读者的情怀；钟宏志分享研究过程的酸甜苦辣；当今掌舵人马晓敏则感叹至今才终于了解友联的历史意义，同时展现友联书局要与时俱进迈向百年的决心。此外，蔡明英、余德宽之女余海琳，作家尤今、陈志锐等人也分享了他们与友联书局的点滴。
本地友联历史三阶段
虽然过去一年钟宏志访问了王健武、奚会暲等元老，但他们叙述的一些细节还无法找到其他材料佐证，加之关于冷战意识形态的课题须要更小心求证，所以并未收入特刊中。
友联不仅卖书，也编教材、出版杂志，1955年在新加坡创办的《蕉风》文学杂志（1959年总部移到吉隆坡）对新马文学影响至深，近年更是学者集中研究的对象。去年出版的林春美《蕉风——非左翼的马华文学》，以及今年刚推出由张锦忠、黄锦树、李树枝编辑的《冷战、本土化与现代性》，是华文世界讨论《蕉风》的丰硕果实。无独有偶，日本学者筱崎香织、舛谷锐与山本博之编著的《蕉风·椰雨·犀鸟声》论文集也几乎同时出版。
本地友联的特色
在冷战的年代里，虽然本地左翼思潮汹涌，中华、商务、上海等经营中国大陆出版物的书店大受欢迎，但南大使用的书籍主要是台湾出版品，专营台湾书的友联虽小，却也找到了立足点。据1966年加入书局的退休职员蔡明英回忆，当年每到周末书店门庭若市，许多是前来购买参考书的南大学生。
从1952年来自香港的友联出版社到新加坡设立办事处算起，本地友联书局已有70年历史。由钟宏志撰写的《回望——新加坡友联书局70周年纪念特刊》梳理书店历史，探讨它在社会文化生态方面的历史地位。友联书局董事经理马晓敏受访时谈到书店的经营理念，希望书店能朝百年前进。新一代友联人更积极出击，在线上打造新的“儿童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