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财务上的代价是有的。陈秀丽不用奉养父母，住家房贷已还清，目前的人生优先权是个人的发展空间。担任独立策展人两年多，她好奇自己能走多远。她意识到过往艺术史的训练仅限于西方知识，几年前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修读亚洲古典艺术史，期待有机会策展，让古代艺术文物与当代艺术对话。
曾旅居曼谷多年，活跃于亚欧策展的邓富权指出，曼谷和东南亚许多国家一样，政府支持和促进当代艺术的政策不如新加坡普遍，人们可以看到多种表达方式和公民驱动的平台。它们可能不像新加坡那样有计划、有凝聚力甚至连贯，但这些空间彼此形成有趣对比，有机地回应艺术场景或系统中需要或缺乏的东西。
策展人不仅是活动策划者
邱上源│毕业生的困境，向海外探路突围
陈秀丽为新加坡泰勒版画院（STPI）策展解封后的第一场实体联展“转动世界之轴”，为Sullivan & Strumpf画廊策划暴力主题联展等。去年，她策划了四五场展览，与商业画廊，如刚入驻新加坡的日本白石画廊合作炙手可热新晋艺术家江上越（Etsu Egami）在东南亚的首次个展，也与私人藏家廖慧莲、林发祥位于兀兰工业大厦的博义艺术空间（Primz Gallery）等合作策展。
以“森林研究所”展览为例，长达14天在停车场建构装置，邓智文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与赵仁辉忙于安装电视等家具，像父母为孩子换尿布般感到很自豪。最近与OH!Open House合作的“博物馆已死？”展览，与五人团队两天没睡赶工。
目前旅居挪威卑尔根（Bergen），兼任卑尔根国际戏剧坊（BIT Teatergarasjen）兼任执行总监和艺术总监的邓富权通过电邮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兼顾全职机构工作和自由独立策展的情况并不理想。后者尽管财务不稳定，但给予个人更多自由和自我实现的空间。当策展人摆脱制度束缚时，他真正的能力、强度、速度和弹性付诸最好的挑战和测试。独立策展人作为机构与艺术家之间的桥梁，必须是卓越的调解人，尽其所能发挥双方的最大优势，尽可能实现完整的愿景，尽管这存在谈判和妥协。”
2009年担任馆长的陈文辉（1968-2022），奠下美术馆关注当代东南亚艺术的策展大方向。策展人各自负责东南亚一个国家，陈秀丽负责印度尼西亚，深入了解当地艺术家与艺术发展。陈秀丽说：“我们的美术机构在很短的时间内走了很漫长的路。刚加入美术馆时，我得费尽唇舌向亲戚解释策展人的工作，他们听后回应：哦，你是室内空间装饰者。直到我离开美术馆之前，实习生才比较理解策展人的工作。”
邱上源在西班牙马德里屠宰场当代文化中心（Matadero Madrid）的媒体实验室，参加两个半星期的栽培计划，他是在当地接受本报长途电访。屠宰场是马德里最新潮的当代艺术创作中心，类似于北京798，邱上源在那里开展新型研究企划《水果地图集》，与艺术家和摄影师等合作，探索热带水果的网络流动，后殖民与资本主义语境的影响。
3月起以新加坡与台北为基地游走四方，邱上源说：“规模对策展人的职业生涯是很重要的概念，做十个小型展览没用，不如为古根汉（Guggenheim）美术馆做个大展可以一炮而红。中型到大型展览在独立空间难以实现，美术机构才有这样的空间与资源。而商业画廊要考虑销售，而不是主题议题式展览，所以我只好往海外发展，希望事业可以突围。我妈常说，做人做事要务实，我就务实地做好每个企划，打响自己的名声。”
陈秀丽观察到，当今年轻策展人道路艰辛，无论策展经验或接触面挑战诸多，一是美术机构铁饭碗僧多粥少，流动率低；二是整个艺术生态倾向不愿支付策展人费用，在欧美为私人藏家提供艺术品认购咨询，是收顾问费的，但在东南亚就不会；三是本地空间太小，机会太少，而且主要依赖政府推动，少了公家资助，艺术创作与展览几乎无法持续，不像东南亚如曼谷双年展由私人与商家推动。她遇过年轻策展人向她反映，向艺理会申请展览费用，扣除其他参与艺术家费用等后，往往所剩无几。
从当影评人建立人脉
外人以为策展人总是穿得美美的，悠闲地出席展览开幕礼导团，形象看似白领，实为得吃苦的蓝领。邓智文说，美术馆有展览团队协助布展，但独立策展人缺乏这个条件，像装修商似的，从场地布置、木工到安装画作一脚踢。他驾驶货车，随身携带小山般的工具箱，方便解决展览场地所有麻烦。
去年初，邓富权受新加坡美术馆之邀，客卿担任丹戎巴葛分销园新馆开幕展“拒绝”（Refuse）的策展人。这是他离新13年后策划的展览，与乐团The Observatory和其他参展艺术家以蘑菇为媒介，独特的艺术科学和多媒体生态展示，受到部长等人的公开赞叹。邓富权说，他终于可以在新加坡艺术场景的广阔空间中呈现一个具有国际规模、深度和质量的展览，不是设置不必要的墙壁和展览文本，而是关注于“体验”和“感觉”，以艺术创作反映当前生活和充满活力的环境，为普通观众感知。
规模对策展人的职业生涯是很重要的概念，做十个小型展览没用，不如为古根汉美术馆做个大展可以一炮而红。——邱上源
他说：“这又回到了经典的困境：自由与控制。在相对宽松的条件下，独立策展的精神以某种方式找到了自己的方式来抵制资本主义和国家控制，并运用当前和创新的方式，使个人表达和批判艺术实践得以继续。这些空间一直被挪用和改造，它们似乎也越缩越小，但我相信艺术的渐进式破坏和变革精神将会盛行，就像有人类以来一样。”
邓智文│看似白领，实为得吃苦的蓝领
邱上源说，官方美术机构对策展人的学历要求高，普通毕业生一般难被录取。他正在申请奖助学金到美国或欧洲修读硕博学位，以便未来求职机会更高，也更安稳。
年轻策展人道路艰辛
若要从事艺术产业，艺文管理收入相对安稳。邱上源认识的艺术工作者、设计师等，在经济上都蛮辛苦，做艺文管理的，生活相对没那么紧张，而且工作层面可以涵盖不同领域。除了视觉艺术，他也活跃于建筑、设计、电影等视觉文化领域。
独立策展人一般是向艺理会呈交展览企划书以获得资金，邱上源曾与DECK参与2021年度新加坡艺术周小型展览，但他认为自己的整体研究企划方向不符合艺理会的大方针，其批判性议题（比如后殖民与资本主义对边境与大自然的影响）与国家治理发展理念不合，因此选择与国际机构开展企划。
年轻策展人已不会等待进入美术馆体制，而是趁早打造独立空间策划展览，比如在怡东购物中心的islands.peninsula，在太戈尔巷工业大厦的Starch。她说：“我那一辈的价值观是关注工作稳定，而现今新加坡管理大学学生已在课余从事小本生意。年轻一代根据个人兴趣，为自己创造机会，而非处于被动状态。”
他也与商业画廊合作，在Gajah画廊委托下，去年费时10个月举办“第五通道：追忆似水年华”展览并出版画册，挖掘出商场第一个艺术空间“第五通道”（5th Passage）受行为艺术事件牵连的辛酸史，委托11名成员新创作；今年初策划艺术家李绫瑄（Jane Lee）个展。合作对象包括曼谷的CityCity画廊。
穿梭于艺术圈不同的展览空间以及不一样性质的工作，联系网更宽广，陈秀丽收获满满。她说：“以前在美术馆策划某一定义框架的艺术展，而现在是拥有主导权，创作无边界。更多的独立空间意味着多元的声音，现今的艺坛令人非常兴奋，是以前难以想象的。”
在台北，邓富权的策展过程以非常透明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接受评估。他必须将年度计划提交给评估小组，由他们讨论并通过投票决定计划提案是否合理。艺术节结束后，市议会将再做一轮评估，以评估项目的影响力。他说：“谈论官僚主义！但令人惊奇的是，一切（程序）都被正式记录下来，如果出现问题（例如公众投诉），会有明确的协议和责任文件。我们在新加坡看到过如此严格的程序吗？”
策展实践社会公义
陈秀丽指出，在美术馆体制策展是最舒适的，也最能开展职场前景，得以受训与体验策展过程。随着更多艺术机构（包括滨海艺术中心），以及独立艺术空间的建立，为独立策展人创造了更多机会。
邓富权是第一位受雇于挪威机构的亚洲人，卑尔根国际戏剧坊执行和艺术总监新任期五年，带领拥有40年历史的戏剧坊进入下一发展阶段——搬入其标志性的Sentralbadet大楼新址（将于2025年完成翻新）。在艺术上，他必须确保卑尔根市一如既往，继续成为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级别的卓越艺术中心。戏剧坊还将成为当代社会对话和辩论的开放空间，欢迎不同人群的参与，以及来自全球视角的声音。
本地缺乏新型机构
邓智文当时负责泰国当代艺术版块，得出差到泰国研究艺术家的创作，商讨艺术品买价，负责训练美术馆志工团队等。他谨记馆长苏西·琳函（Susie Lingham）的教诲“不要走捷径”，认为由旧校舍整修的美术馆空间不构成问题，而是为策展带来挑战。美术馆关闭维修，令邓智文停下思考：为何不尝试用自己的方式通过展览来述说故事？
2015年回新，邓智文的博士申请通过，也获聘为新加坡美术馆助理策展人。他说，美术馆的工作机会比修读博士更稀有，而读博教育成本昂贵，读完得花十几年偿还学费贷款，已成为少数人的特权。
邓富权是极少数跨越视觉艺术和当代表演，扬名海外的独立策展人和制作人。他曾参与剧艺工作坊演出（如《郑和的后代》），策划过新加坡国际艺术节、印度尼西亚舞蹈节、柏林越界艺术节、科伦坡舞蹈平台等。他曾旅居台北，2018年起担任台北艺术节艺术总监五年，从第一天起，就从来不用定义或捍卫艺术是社会的必要功能，也不须要解释什么是“当代艺术”。每当他回新时都发现，关于当代艺术为何存在，以及当代艺术应该存在的争论同样停滞不前，就好像我们的社会从未向前发展一样。
很多人不知道策展人是很古老也很重要的行业，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530年，新巴比伦王国最后一任国王那波尼德的女儿恩尼加尔迪娜娜公主（Ennigaldi-Nanna），是史上第一座博物馆（坐落于乌尔，现今伊拉克济加尔省）的策展人。
自1997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在2003年前往英伦大学学院完成研究生学习之前，修读剧场、文学、媒体与文化理论的邓富权（51岁）已在国外旅行、学习和工作了。他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维护领域的工作经验，使他得以于2004年在曼谷的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考古与美术区域中心（SEAMEO-SPAFA）参与非物质遗产事务；同时，他在下班后，为曼谷艺穗节兼职。
带领卑尔根国际戏剧坊 迈向下一发展阶段
当时香港经历“雨伞革命”，每次邓智文从中文大学回家，得经过学生静坐示威的场地，不少同学也参与。他发现，原来参与示威也是学生不上课的合理理由，大学支持学生，派送救伤车支援，“显示了社会的灵魂和同理心，香港并非乱相。”
除了富裕之外，挪威还被认为是世上最成熟的民主国家之一，因此这里的策展空间具有包容性，对社会各阶层的需求和福祉保持敏感。邓富权上任三个月就已感到“横向”（horizontality，强调个体间的平等），公民信任和责任，同情和共识，以及教育等价值观经已内化，并在日常生活和治理的许多层面发挥作用。也许一年后，他可以分享更多关于挪威民主的复杂性和悖论，以及其与艺术领域的关系。他还在探索什么是“北欧特色”，其美学和冲动、风景和气候如何塑造它的心态、个性和集体之间的等式等。
更多的独立空间意味着多元的声音，现今的艺坛令人非常兴奋，是以前难以想象的。——陈秀丽
在相对宽松的条件下，独立策展的精神以某种方式找到了自己的方式来抵制资本主义和国家控制，并运用当前和创新的方式，使个人表达和批判艺术实践得以继续。——邓富权
邓智文说，从字源学来看，curate的拉丁字curatus，有照顾、管理及疗愈灵魂之意。策展人绝不仅仅是活动策划者，也得负责照顾艺术品的历史遗产、艺术家创作以及展览空间等。
六岁随家人从台北移居新加坡，已是公民的邱上源不纯粹是独立策展人，他也对制作、评论感兴趣。他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任副研究员，深化艺术策划理论的研究。
策划视角新鲜的展览
崭新的天地不限于策展，陈秀丽是首届Art SG新加坡国际艺术博览会的数码主编，负责参展收藏家、艺术家的线上访问视频，每个视频约五到八分钟。她策划收费的国外双年展如曼谷、日惹导览团，为艺术品与公众搭桥。她受新加坡交易所邀请，委托泰国艺术家新创作，也撰写不少艺术文章。
陈秀丽受访时回溯自己是美术馆的第一个实习生，经历了四任馆长。之前美术馆策展人更多是巡回艺术展览的项目经理，后来馆长让当时的五名策展人提呈展览方案，她因此经历了策展人最美好的时光，获得很多机会发挥才能，包括策划新加坡双年展（2013年和2016年）。
离开美术馆，独立策展人的道路更艰难，邓智文说，一年至少得做10到12场展览，才能挣得本地月薪的中位数。去年他筹划了15场展览。好处是展览由他和客户共同决定，策展人可以选取自己的视角，不像在体制需要层层批准。他向艺理会申请赞助时也有更多自由，提交更有趣的展览概念。他认为，与其抱怨，不如参与改变，新加坡并不缺少对艺文项目的拨款资金。
陈秀丽│拥有主导权，创作天地无边界
邓智文刚获颁2023年度IMPART艺术奖之陈文辉策展人奖，赢得2万元奖金。他与不同艺术家与艺术组织合作，在不同场地策划视角新鲜的展览。他在吉门营房停车场，与赵仁辉合作大型装置“森林研究所”；与黄利劲在牛车水广场搭建中式花园茶寮装置举行“雅集：千岁宫”；与新加坡国际摄影节和OH!Open House组织合作，分别在集售的商场建安大厦与东陵购物中心空店策展；在住家展示私人艺术收藏等。
当陈秀丽（47岁）拿公共服务委员会奖学金，分别到英国诺丁汉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修读艺术史学士、硕士学位时，新加坡的艺术学院尚未提供这类课程。回国后，她履行合约在初级学院教导艺术与艺术史课程八年，于2008年加入新加坡美术馆，13年内从助理策展人升至典藏部门主管兼高级策展人。美术馆建筑2020年关闭整修时，陈秀丽自我拷问：个人事业还有发展空间吗？她决定辞职，以独立策展人重新出发，寻找新天地。
策展人（curator）是一门古老的行业，可追溯至2600年前。以视觉艺术而言，除了任职于本地官方美术机构的策展人，近些年也冒出一些活跃的独立策展人，在白色空间（White Cube）展厅以外，开拓非正统的艺术展。
本地官方艺术机构策展人总数估计不到百名（如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约有18名，新加坡美术馆约10名），僧多粥少，门槛又高。起步的助理策展人月薪从3000多元起跳，总监级别月薪可以过万。新加坡艺术家李鸿辉（Michael Lee）统计过，策展人平均时薪为34元。邓智文认为，独立策展人收入只有这个数目的一半。
邓智文高中时上过艺术课程，觉得“策展也是一种艺术”，与艺术家合作，通过策划展览来叙述故事。策展人的饭碗，比当“贫穷的艺术家”更有财务保障。为了提高受雇能力，他于2014年到香港中文大学修读文化管理硕士，而在香港的经验改变了他。
邓智文的硕士论文与文化政策有关。他说：“与其通过法律（文化政策）的设计来改变人们的想法，不如通过持续性的展览来改变人们的想法与观念，而且民众可以自由决定。我想通过策展来实践社会公义（比如环境议题），扩大到历史、社群，以促进更美好的人性。”
邱上源在2022年成立都市神话研究中心（简称CUM），以神话为核心，探索不同的信念与文物的发展，认为神话是都市的理念。去年他与五名马来半岛原住民当代艺术家合作，在吉隆坡举行“书信论”展览，探索他们如何应对气候变迁、文化维护，以及身份认同。展览获克劳斯亲王基金会和歌德学院的支持。
在本地，二三十岁的策展人比较少见。策展人出路艰难，邱上源力求在海外突围。他之所以有机会策展，是因为起步早，17岁就在现已关闭的电影杂志《新地》（SINdie）担任影评人，执行多个项目，更早接触到国际企划。五年前，他在意大利影评计划中的人脉，促成他于2022年在马来西亚举办的“东南亚短片电影节”担任项目经理与选片委员会成员之一。他曾在电影公司Potocol担任行销与设计经理，负责东亚和东南亚独立电影的发行。
邓智文任职美术馆五年期间，策划九个展览和两次新加坡双年展。他说，在美术馆策展是策展人最基本的训练，第一手负责认购国家与总统府典藏的艺术品，肩负历史的重责，有别于独立策展人。当肩负国家永久性收藏的责任，他对认购每一件艺术品都要深思熟虑——它是否为非常优秀的艺术品，填补国家典藏的空白，或对社会议题有新诠释？
本期周刊专题故事访问四位不同世代及出身背景的独立策展人，有的旅居并扬名海外，跨越视觉艺术与当代剧场、舞蹈等表演艺术领域；有的离开体制放弃铁饭碗，以体现策展的人文理念，或寻找更广阔的新天地；有的在僧多粥少的困境中，力求在海外突围。
独立艺术空间带来机遇
批判性地重审机构策展人
邓富权对策展人的理解，首先是做展览。这意味着了解叙事、空间、舞台和布景、观众感知如何结合在一起，创造现场体验和意义。写艺术论文，做研究，思考艺术史是策展人的辅助功能。虽然这些文本和脑力过程很重要，但在他看来，它们比制作真正生动的展览更容易。他说：“新加坡需要更强大的展览策展人，而不是书呆子和安全思维的策展人。”
放眼当下新加坡艺术发展，邱上源认为本地缺少新型机构如数码艺术中心，也很少有机会看到国际级的展览。他说，这些年，本地独立艺术空间增加是好事，但这得看经营方针、模式与经费，不代表有更多质量的展览或计划。
返新客卿策展
邱上源的策展以议题为中心，撰写企划书在国际开展，与建筑师、设计师等合作。他以《湿热园》（Thermotropicana）研究企划申请美国纽约古根汉美术馆的世界青年气候奖，探索热带湿度国度在气候变迁中的挣扎过程。他坦言，不管是荷兰还是西班牙，对于国际艺术企划的发掘流程是漫长的整合过程。
邓富权认为，年轻一代比他那一代更幸运，因为媒体和技术使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地连接和流动。然而，这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我们生活在瞬息万变的地球村中，可以“知道”谷歌碰触的一切。真实的体验，第一手见证，原始的情感和灵感——这些只有当一个人亲自与新加坡以外的世界相遇时才能真正获得。他说：“在国外学习几年并不能成为策展人。如果你只读过许多学术书籍并建立了许多良好的网络，但从未真正在该地区住过或不会说当地语言，那么你就不是东南亚专家。如果你没生活在复杂的环境中或没处理过复杂的环境，那么对策展人来说，你的脸皮可能太薄了，无论是独立的还是机构的工作人员。如果有人怀疑自己是否为优秀的策展人，最好花点时间思考如何真正把工作做得更好，而不仅仅是为了支付组屋贷款而工作。”
邓富权│新加坡不需要书呆子来策展
在当代艺术体系蓬勃发展的欧洲，策展空间在结构上更为广阔、流动和灵活。邓富权说，欧洲的市场体系更加成熟，允许各种流量和交流，为独立策展人的流动和发挥作用创造了更多可能性。在机构工作的策展人不一定被视为比独立策展人更重要或更有权力，这可能与新加坡的情况截然不同。有些政策使自由业者合法化并支持自由业者，他们通常更机动敏捷，能够把握时代精神的脉搏，并对当代趋势做出敏锐预测，而不仅仅是“撰写艺术史”和从事书呆子式的“艺术研究”和“死后的展览”。
邓富权说：“新加坡需要有更多这种活力——也许我们须要批判性地重新审视我们如何聘用、使用和评估机构策展人，并揭穿‘知识连续性’‘学科专长’和‘机构保存’的神话。任何当代艺术机构，根据‘当代’的定义，首先都必须自我批判，批判自己的策展盲点和僵局。”
独立策展人邓智文（33岁）在拉萨尔艺术学院主修艺术文化管理学士学位时，在现已关闭的画廊Geeleinan Gallery兼职打工，策划第一个展览，至今已12年。
2008年，邓富权离开该机构，与当时旅居德国柏林的新加坡艺术家黄汉明一起策划2009年威尼斯双年展新加坡馆展览“一世模仿”（Life Of Imitation），并赢得评审团特别奖，是迄今为止新加坡在最重要的国际当代艺术展览中获得的最高荣誉。
我想通过策展来实践社会公义（比如环境议题），扩大到历史、社群，以促进更美好的人性。——邓智文
2021年毕业于拉萨尓艺术学院，主修艺术文化管理的邱上源（Alfonse Chiu，26岁），同届同学在国家文物局或艺术机构担任行政人员，没什么机会可以策展。他说：“本地策展资源有限，我想要发掘的当代议题不在艺理会赞助范畴内，难以获得资金，不如寻找自己的天地，寻求海外艺术资源，有机会才回新加坡发展也不迟。”
像装修商一脚踢
今年初的新加坡艺术周，邓智文参与四个项目，接下来将为搬迁新址的私人美术馆（The Private Museum）策划开幕联展。他也将参与“黄丝带”艺术计划的囚犯创作带到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参展。这项目始于美术馆，是邓智文第一个超越艺术史的展览，进入监狱社群，让囚犯通过艺术表达自己，与家人、社群修复关系，艺术成为让人生更美好的有力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