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书写人性，要处理深刻问题，就不能故步自封。
征稿活动2023年5月10日截止，目前已收到六七份投稿，详情请上网（www.seabreezebooks.com.sg）查询。
2022年11月，新加坡国会废除《刑事法典》第377A节条文（简称377A），同时修订宪法，赋予国会权力定义婚姻，进而保护婚姻作为男女结合的现有定义。
1990年代实践剧场举办了三届“剧本创作室”，学员之一林春兰交出《后代》，处理“绝后”之主题：三个女人为家中唯一男丁付出一切，而男丁是同性恋者。尽管主题是要描写三代女性，却意外勾勒出相对正面、受压抑的同性恋男子形象。编剧班还催生了方永晋的《异族》，内容涉及同性恋与爱之病，后来由戏剧盒演出时，成为本地第一部被当局标定为“艺术限制级”的华语剧场演出作品。
纵观同志书写，关于男同志的故事总是主流。对此柯思仁说：“在文化生产的脉络中，谁最有话语权，谁最愿意公开身份，最愿意去书写？……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谁受教育，谁有经济能力，综合起来就可以比较明白，男同志（的书写）何以最早出现。”
目前积极征稿的新文潮出版社联合创办人汪来昇认为“内容上涉及或以同志群体、生活、文化、思考等层面为导向者，皆有可能被归类为‘同志文学’。例如性别认同的徘徊，与异性恋的主流价值不同，变装，跨性别，出柜与探索的过程等……”写作者的身份其实并不重要。
“被一般对待”，至关紧要。
许维贤的回答是：“即使我从来不以为同志书写跟作者的同志倾向必然有关系，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不说破’便形成大家彼此之间长久的‘默契’，恐怕这是华人文化面对同志议题的独有‘死结’，要轻易打开谈何容易？”
其中一个例子是长期居住新加坡的马华作家翁弦尉（许维贤）。
剧场表现更前卫
纵观新华文学，汪来昇以本地作家黄浩威的诗集《冰封赤道》为例，作品涉及同志内容与主题，但笔法含蓄，暗藏玄机。邹文森剧本《上身不由己》的剧情玄奇，主角性别认同纠结，生前是男儿身，死后灵魂却成了女生，发人深省。不过英培安小说《骚动》中夹杂的同志情节，以篇幅、主题性或同志群体的价值观来看，汪来昇觉得不能算是同志文学。此外，吴伟才、吴庆康等作家过去处理了不少同志题材，同志团体Oogachaga也曾为洪肯出版文集《同类》，但新加坡却从未有过一本“同志选集”。
台湾作家白先勇的长篇小说《孽子》下半部曾于1980年在《南洋商报》连载，当时也未受阻拦。白先勇曾说：“过去不断有人问我当初写《孽子》的动机起源。我对文学一直有一个信念：文学写的不外乎人性、人情，凡是表露人性、人情的故事，都可以写入诗歌、小说、戏剧中。同性之间的情爱自古至今也都是属于人性、人情的一部分，当然也可以作为文学的主题。”
377A废除后，汪来昇看到了编选集的契机，郭毅杰则认为同志群体的挣扎仍存在，讨论不会停止；柯思仁也不认为这会影响创作者，因为创作者始终要通过作品与受众对话。许维贤则说：“这是一个很正确的决定，无论以国家史或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肯定是一次重要的事件。希望这是正面破除社会迷思的开始，而不是终点。”
“‘华新’在此不妨被视为是流动、开放、糅杂和多语的‘场域’，而不是仅仅被理解为是‘所谓的新加坡华人’‘新加坡华文’或狭义界定为‘新加坡公民’或‘新加坡永久居民’。另外，我建议以‘书写史’来取代‘文学史’概念，以便能把更多的非纯文字／媒体工作者和不限‘纯文学’的作品含括进来，而不是排除在外；‘书写’（法文écriture，英译writing）一词在此不是传统理解的文字书写而已，而是在当下的数码时代也包含跨媒介的社交媒体和影音文本等等。”
要如何做到这一点？或许文学可以充当新加坡这个多元社会的沟通桥梁。
1970年代，迈克在《蕉风》与《学生周报》（简称《学报》）上发表多篇同志主题小说。当时冷战年代，现实与现代主义之间审美价值水火不容，《蕉风》与《学报》成为少数可以包容同志议题的文学场域。许通元在《号角举起》选录迈克《花旦》，并在论文中讨论英培安小说《骚动》中陈伟康与国良之间被压抑的同性感情。此外，他本来也想收录马尚香（姚忠在）的《妖孽柳梦兰》（涉及半性转的性工作者），只可惜没能得到作者回应。
柯思仁相信，不同媒介对于各类议题的处理与影响力必然有差异。剧场属于小众艺术，因而可以表现得更前卫，“无论同志或其他政治课题，总是剧场先推动边界。”
相对的，同志议题难道真的在新华文学上长期缺席？
许维贤受访时倡议以“华新同志书写”来置换和重新界定“新华同志文学”，这样一来就能避免以国籍、族裔、性倾向等条条框框限定。
此外，他认为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当代同志书写的重要平台。
“编选或征稿这样一本同志选集，我也是抱着‘尝试’的心态，搞不好最后连投稿的人都没有，比较范围缩小了很多，而且还要以华文为主——又或者部分是同志的作家，碍于私人原因也不愿意供稿等。可能大家都怕被标签。若最终这本书无法编成，或许也说明了，新加坡not ready？”
许维贤以早期在《学报》发表影评、乐评的迈克和陈家毅为例，他在作为读者的时代就注意到两人，《学报》编辑也爱以他们的文章或文艺专题为宣传号召。近年许维贤研究《学报》观察到这些早期欣赏迈克和陈家毅作品的粉丝，也许就是新马最早的同志读者群。
郭毅杰曾是《联合早报》副刊《字食族》的学生专栏作家。他说，学术界对同志（后来称为酷儿）文学的讨论往往免不了涉及性别、性向。但他认为“‘酷儿’除了跟‘性’有所关联，‘酷儿’更是一种观看／书写社会的方式——从非主流、另类、边缘的角度出发。”
2000年代本地华语剧场处理同志议题的作品还有柯思仁《市中隐者》、邹文森《上身不由己》等。
本地新文潮出版社2023年2月公开征稿，计划出版《新加坡华文同志主题文选》。征稿信写道，新加坡有不少以英文书写的同志主题作品，同类华文作品却相当隐晦、零散，无法引起更大讨论。“为了鼓励以‘华文’开启更多性别课题的讨论空间，并更有意地挖掘、探索新加坡的同志发展史、生活、文化等，我社发出邀请函，向作家、文化人、同志朋友们，以及关心同志课题的‘非同志’朋友们征稿。”
迈克、英培安、马尚香都是新加坡作家，对许通元来说，新马原本一家，凡马来亚、马来西亚（包括1965年以前的新加坡）出生的作家，都在他的马华同志文学论述范围内。
“华新同志书写的特色和成就主要表现在散文（包括专栏文章）和表演艺术（包括剧本、剧场和影片），除了迈克和陈家毅的散文，从吴伟才、吴庆康到林方伟等人的文章对同志的品味和感悟也写得别开生面，早报李亦筠的影评跟早期迈克的影评一样发挥着为本地读者介绍或管窥西方同志题材影片的重要功能。另外，林松辉（殷宋玮）的散文和专栏文章对同志的日常生活、审美和视界写得超凡脱俗，遣词用句亦能达到平淡自如的境界，早已自成一家。”
汪来昇：回归“爱”的本质
写作《字食族》期间，郭毅杰也发表过不少涉及同志主题的文章，对此他强调“不是要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同志／酷儿作者，而是这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这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在此之前，吴耀宗于1986年以《媚将》（以女叙述者角度讲述双性恋爱人被美男子夺走的故事）赢得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第二名，隔年小说在《新明日报》小说版刊登，《海峡时报》更英译了作品全文刊载。
倡议“华新同志书写”
同志议题在当代华文文学世界举足轻重，当代中国最著名的同志小说当属北京同志（筱禾）的《北京故事》，香港也有不少同志主题作品如李碧华《霸王别姬》，两本小说均被影视改编，影响力巨大。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许维贤2015年出版《从艳史到性史：同志书写与近现代中国的男性建构》反思中国从晚清至新千禧年的性别建构问题。台湾学者作家纪大伟2017年出版《同志文学史：台湾的发明》梳理白先勇（及其前辈们）至21世纪的台湾同志文学面貌。马来西亚学者作家、《蕉风》杂志主编许通元也编选了《有志一同》（2007）与《号角举起》（2019），建构马华同志文学史。
最早使用“同志”一词指称同性恋群体并发扬光大的，是出生新加坡的作家迈克与香港剧场人林奕华。
发表《人间秀气》时，吴耀宗还在使用笔名韦铜雀。这篇正面书写同志人物的小说获得1989年金狮奖小说组表扬奖，并于同年8月在《联合早报》的小说版连载。如今回忆，吴耀宗说：“当时有种初生之犊的勇气，但其实只能说是少作，力度非常有限。”
柯思仁以李邪剧作《阴道独白》为例，女叙事者在处理性欲问题时，设计了一个女同志教导她获得性愉悦的桥段。“叙事者从同性得到性愉悦，说明了男性作为压迫者，因为女性在满足男性欲望的同时，自身的欲望不被重视，这就是不平等——没有人在乎女性的性需求。”
女同书写更隐晦
《有志一同》收录翁弦尉《游走与沉溺》，《号角举起》则收录他的《天光》。
1980、90年代经营爱情小说的本地作家流苏曾尝试写过几篇女同志小说，包括1988年刊登在《联合早报·文艺城》的《蝶恋花》，故事讲述一个失婚女人与失恋少女的结合，最后殉情自杀。当时主编还写了编辑手记：“无疑的，在目前涉及同性恋题材的作品仍具争论性。但是，作为文学创作，我们并不反对作者从各种层面去反映现实与开拓新领域。不过，作者本身的基本社会道德感是必须具备的……《蝶恋花》就是属于上述原则。基本上，《蝶》一文并没有夸张的去描写这段恋情，且对起因有很好的交代。作者的笔触相当含蓄，不乏女性作者特有的细腻情致。”
如今“同志”一词扩大至LGBTQ，泛指各种性少数群体。
流苏认为这在当年可是相当破格的尝试。不过她形容写作时还没有“同志文学”的概念，论述缺乏，若有人敢说自己写同志主题已很离经叛道。她说，当时甚至连写一个女性选择独身，违反主流家庭观念，也有可能不被刊登。
《游走与沉溺》曾获1999年新加坡金笔奖短篇小说组首奖。翁弦尉散文集《第二张脸》则获得新加坡文学奖纪实文学组大奖并入选2016年早报书选，本书内一些篇章也试图处理同志议题。
同志议题在当代文学世界的位置举足轻重，新加坡有不少以英文书写的同志主题作品，相较而言，本地华文书写却少见也隐晦。同志议题真的在新华文学长期缺席？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已成为当代同志书写的重要平台。同志文学到底是同志写的文学，还是具有同志内容的文学？在新文潮出版社征稿，计划出版《新加坡华文同志主题文选》之际，探讨“新华同志文学”或“华新同志书写”，是个契机。
新加坡很保守吗？上述作品均获国家级与代表性华语机构的创作比赛大奖，或可说明创作环境的开阔。
文学应否分门别类？
柯思仁受访时说，《孽子》出现在主流报纸并未引起争议，自然而然。1960至80年代，一些小说也书写同志，但没人视之为石破天惊。以他关注的本地剧场界为例，同志课题出现“想要表达更多”与“有争议性”的拉锯，其实始于1990年代，当时社会氛围一方面很开放，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审查与电影分级制度。
汪来昇认为这是一个开启讨论的契机，他希望《新加坡华文同志主题文选》的编选能开启对话，回归“爱”的本质，同时出版社也希望能够挖掘新的小说创作者。
学者陈庆文曾在2023年1月撰文：“377A的废除和宪法中关于婚姻制度的新条文，不会消除歧视，也不会加强婚姻和家庭制度。我们如何关爱与我们价值观不同的邻居？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将决定我们如何处理冲突和在社区中生活的方式。”
相反的，他认为在移民流动的年代，如果马来西亚作家在新加坡发展，新华文学也应将其纳入论述范围。他们“毕竟在新加坡这块土壤上生活、创作，从事很多跟他接触的时代的脉搏相关的事情。如果之后他移民去其他国家，那就要看学者如何归纳，譬如他是否还有写新加坡的事物，翻译或做新华文学的论述等。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至于同志文学的定义，流苏反问：同志文学到底是同志写的文学，还是具有同志内容的文学？
文学应否分门别类？郭毅杰仍有质疑，不过他认为“同志文学”在学术上有其必要。“只不过，同志或酷儿文学不应该被视为一种奇观，应该如同各种其他文学类型那般被对待。”
吴耀宗后来专心写诗，对他来说，这两篇无论是同志书写的深度与阔度都不足。“我有20年没写小说了，观感理念兴趣和当年有了很大的不同，不会选择处理酷儿（queer）题材。”
2021年由本地英文诗人黄毅圣等人主编的选集“Exhale: An Anthology Of Queer Singapore Voice”收录80位本地四语文作家作品，本地年轻诗人郭毅杰的诗作《按捺不住的白日梦》收录其中，以华英双语展示。
一般观感认为主流媒体相对保守，但写专栏时郭毅杰没有太多顾虑，不认为自己踩线。一方面可能华文书写受众有限，不同于影视，让他得以处在边缘创作。“其实根本没有禁忌可言。”
“当年确实颇为轰动。”吴耀宗接着说：“评审之一王润华教授说它在题材上打破当时的传统与禁忌。”
新华文学的女同书写，相对而言更隐晦，更难以察觉。
许维贤曾与南大中文系副教授柯思仁联合主编《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2016），展现新华小说的多元关怀。在这个22篇小说构成的新华小说迷你史中，有两篇书写同志主题，一篇是迈克的《黯然记》（黄浩威语：女性对男同性恋闺蜜的意淫），另一篇是吴耀宗的《人间秀气》（不敢出柜的少年之情爱纠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