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是：“和你们打牌，蚊子都睡着啦！”

坐在桌旁，我扮演“讨佣金”的角色。每一轮牌局过后，我都会把罐子伸向胡牌的那一个，听见五分钱入罐“当”的一声，特别悦耳，我心跳了一下。我还时不时偷偷打开钱罐，数着里面的硬币，心中暗喜。

有时，赌局搏杀得如火如荼，赌客肚子闹革命，却又走不开，就差遣我们这些小毛头下楼买食物；通常他们会把找回的“零头”，五分一毛地给我们当“跑腿费”；无形中，这又是一笔额外收入。

一个赌局，楼上楼下各赚各的，一家人“合作愉快”。

每一轮牌局，赢家会自动投五分钱入罐；所以赌局结束后，无论谁输谁赢，我家包赚。这可说是我家一个较“稳定”的经济来源。

至今新年期间如果还“开赌”，麻将桌上独缺母亲身影。

我的童年时常依在赌桌，在浓浓的香烟味雾中，看着大人们洗牌、捡牌、出牌、胡牌。

父亲不善于经营咖啡店，生意马马虎虎，经常面对手头拮据的窘迫。母亲的“赌”，就成为非常另类的收入来源。母亲在麻将桌上有几手，但绝不沉迷。那些年，她把家务都打点好后到邻居家串门，碰上临时赌局才凑脚搏杀，赚取一点生活费。

其实那些年赌风盛行，这家那家随时传出来“噼噼啪啪”的麻将声，是五脚基的背景音乐。即使深夜响起，大家也习以为常，报警告发的事没发生过。

有时恍惚之间，仿佛还听见母亲在那些年，因为我们出牌动作太慢发出的广东话牢骚：“同你地打牌，蚊都瞓啦！”

但是，父母亲从来不允许我们参赌。年纪小小的我也认为，赌博是大人的选项，没有小孩的份。在学校，如果有《赌博的害处》之类的作文，我能洋洋洒洒写出一大团道理，但来到现实面却与赌如此共同呼吸，在一旁观战不能说没有犯罪的刺激感。

记忆中，我真正坐上赌桌的时候，已经是踏入社会工作；不过，那也是新年期间，和家人赌上几圈卫生麻将。

赌客通常都会喝些饮料，最方便的，莫过于向楼下经营咖啡店的父亲购买，这又多了一笔收入。

赌桌旁的小孩，那种快乐很简单，那份心酸很含蓄。

那个年代，一碗云吞面三毛钱。一夜下来，钱罐里能累积到两三元，对我而言已经是天文数字——心想隔几天三餐的伙食费，有了着落。

按照当时不成文的规定，开设赌局的住家，赌客必须给一些“佣金”（俗称“抽水”）。因此，我家也时不时“开赌”；老家厨房的餐桌铺上麻将纸就成麻将桌，桌边放着一个小钱罐。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四色牌、扑克牌及麻将牌，因为我不时在一旁“观战”，耳濡目染之下也摸出个大概。

赌客多数是附近的家庭主妇或者相熟的朋友，没有所谓“职业赌徒”；一般多是赌个周末白天，少见连续几晚通宵过夜，主妇带去的小朋友们，则聚在一旁玩乐，另辟自己的天地，河水不犯井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