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学前，父亲督导我把一到九的乘数表背得滚瓜烂熟。父亲还用上五脚基地上一格一格的地砖，向大姐讲解数学面积的计算，也就是长、宽各有几个格子，长宽形成的四方形里有几个格子，就是面积。

父亲不抽烟，只是偶尔喝点小酒，言行举止横看竖看都不像咖啡店头手。他切面包手势利落，下刀准确，一块长形面包切来片片均匀，宛如优雅的舞台表演。他的儒雅，还表现在他常在报纸上练字，即便钢笔字也写得有神韵有气节；家书半文半白，也写得文采飞扬。

1974年我中四会考前两三个星期，父亲病重逝世，享年50。

因此，父亲很重视儿女的教育，亲自督促课业，颇花心思。

父亲对我们的爱护，不在话下。有一回，母亲到邻家串门子，我也到那里与小朋友“跳飞机”。邻家大叔突然来了烟瘾，自然指使我回咖啡店光顾父亲。

父亲也是我们几个小孩的“闹钟”。

原来早逝的大伯膝下无儿女，父亲就把长子（我的二哥）“过继”给他。这个做法在当时很普遍，从此，我和大姐、三姐就跟着二哥，失去叫“爸爸”的机会。

果然，后来大姐偶然发现，原来父亲真的是彻夜坐在店里等待时间的到来。

那些年，五脚基这一家六口捉襟见肘的困境时不时上演。

当时我很好奇，父亲是怎么做到这么准时的？难道他彻夜不眠？

父亲最爱唱：“天天想发财！钱从哪里来？”

也许，父亲是个读书的料，他常说，如果当年祖父让他继续升学，搞不好他已经是个校长。那个时代，父亲背负如此多的牵绊和担当，但身为人子、人父，我觉得父亲已经尽力。

父亲负担不小，压力不少，但他情愿把生意做小，也不让他的儿女帮忙。也许，那是他内心的心愿——不愿孩子长大泡咖啡，孩子应该走出自己的路；他不喜欢孩子被称为“咖啡仔”。

每逢学校考试，如果我们须要起个大早做最后一次课文复习，父亲总会在清晨四点左右叫醒我们。

自我懂事以来，我就称父亲：“阿叔”。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目睹父亲发这么大的脾气。

没想到父亲竟怒气冲冲地冲进邻居家，毫不客气地说：“我不稀罕赚你的钱，不要叫我儿子当跑腿！”

父亲很勤勉，每天早上六点丽的呼声响起第一声播音时，父亲就搬开一片一片用以关掩三个大门的木板开店，晚上11点关店；一年，也只休息除夕半天和大年初一。一家七八张桌子的咖啡店，店里大至炒咖啡、粉刷油漆、订货、算账，小至泡咖啡、捧咖啡、收杯、洗杯、处理面包、清洗咖啡袋、抹桌、扫地，甚至清洗痰盂，父亲都亲力亲为。

父亲出生中国，是家中老二，童年念过私塾，小楷写得很好。1939年他15岁南来半工半读，直到中三辍学，协助祖父经营咖啡店生意（大伯早逝，因此由排行第二的父亲接棒）。1948年，三叔、四叔接着南来。1954年，祖父和三叔回乡，留下父亲和四叔。

父亲认为除了母语外，英文也不容忽视。父亲随身带着一本迷你英文字典，自学英文；后来他把字典送给大姐。我们上小学时，父亲每天都抽时间从英文读本选出一小段，先让我们默写，之后背诵出来。

我是唯一在床前陪他离去的孩子。那个午后阳光很好，我很清楚地看见，父亲闭着眼睛的眼角，流下最后一滴眼泪……

父亲接管打理咖啡店，四叔后来则当上教师直到退休。就这样，这家咖啡店支撑两个家——父亲每个月寄款到中国给祖父母和叔叔、姑姑帮补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