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在港大作学生时除了上课还读过什么书？对西方文学的阅读趣味又何在？黄心村已经查过港大英文系的课程表，得到的结论是在课堂上她读的一定是英国文学经典，那么她在课余喜欢读什么？多年来我在课堂上每次提到张爱玲，就顺便提出这个问题：她自己最喜欢看的西方作家是谁？1944年张爱玲在沦陷的上海参加了一个女作家聚谈会，被问起最喜欢的作家时，说了一句：“外国女作家中我比较欢喜Stella Benson”，到底这位斯黛拉·本森是谁？张爱玲为什么喜欢她？这个问题，我等了多年，似乎从来没有任何研究生有兴趣，现在终于从本书第四章得到一个圆满的解答，我认为这是本书中最长也最精彩的篇章之一，也是张学领域的开山之作。本森曾在香港住过，也和中国有缘，她嫁给一位在中国当差的英国殖民官安德森（James Anderson），在内地到处游走。本森也是维珍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的朋友，然而二人写作的风格不同。经过黄心村的仔细研究和分析，原来港大的校长就藏有本森的小说，后来捐给港大图书馆，张爱玲就是在这里读到的。甚至在她的第一篇小说《第一炉香》中，心村就发现本森和张爱玲作品的互文关系，这一个洞见（insight）对我大有启发，使我领悟到“互文”不是影响论，而是两个独立文本在某种文化脉络（context）中的偶然相遇（serendipitous encounter），因而发生文学关系。由此类推，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现象。

本书作者黄心村是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教授，也是一位成就卓越的中国现代文学学者，她研究张爱玲，可谓理所当然。书中前几章的珍贵资料，都是她在港大挖掘出来的，为了纪念张爱玲诞生一百周年展览之用，无心插柳，却硕果丰富。众所周知，张爱玲于1939至1941年间在港大读过书，在英国殖民主义的文化环境中接受教育并汲取文学创作的灵感，因此香港也是她创作灵感的源泉和起点。至今港大的图书馆还收藏了不少张爱玲的资料，为什么研究张爱玲和港大的关系的专著不多？张爱玲和香港的因缘就是由港大而起，她在港大虽然没有毕业，但是她的西方文学和历史的训练却是从港大开始的。本书的前三章都直接或间接与港大有关，讨论张爱玲在港大的生活和学习经验；后五章则把时空的幅度扩展到校园之外，讨论张爱玲一生和这个英国殖民地的缘分，为我们重绘了香港的文化图景。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张爱玲的故事说不完，不但她自己不断地叙述、重复和改写，而且崇拜她的“张迷”和研究“张学”的学者的著作更是越来越多，目不暇给。在我看过的众多张学著作中，黄心村的这本新作（编注：《缘起香港》）独树一格，令我眼睛一亮，从第一页开始读就放不下。虽然内中有两三章的前身在港台的刊物上发表过，如今重读依然引人入胜。另外几篇我是第一次读，更令我惊喜。我不算是张迷，然而为什么黄心村的这本书竟然让我如此着迷写这篇文章，却不知如何写起，只能把自己的一点阅读心得如实招来，和我自己对这位祖师奶奶的看法连在一起，作意识流式的叙述，随意发挥，断断续续，不成章法，尚望作者和读者原谅。

一

譬如张爱玲一生喜欢的西方文学，似乎都属于同一类型黄心村称之谓“中等趣味”（middlebrow）的作家和作品，本森就是一例。这类作品并不艰涩难懂，也不作任何语言游戏，然而所说的故事引人入胜，因此成为畅销书，特别是游记。在大英帝国的世界版图中遨游四海的“中等趣味”作家不少，最著名的就是毛姆（W. Somerset Maugham），他到过中国，写了大量东南亚旅游小说，在西方读者面前贩卖在异国的旅游经验。本森也写过游记，我猜（因为没有读过）也许比毛姆更深入而言之有物。显然张爱玲也读过毛姆，很想走这条路，在美国文坛写中国故事，可惜不成功。然而，她毕竟是天才，可以把这些外国作品据为己用，化成自己的文笔，甚至把故事改写过来，变成彻头彻尾的香港或上海故事。是否有学者专门研究张爱玲和毛姆小说的互文关系？毛姆笔下的东方故事，背景都是英国的热带殖民地，如香港、马来亚和南太平洋的岛屿。当我第一次阅读《第一炉香》的时候，一开始就想到毛姆写的以亚热带太平洋岛屿为背景的小说，例如Rain（《雨》）。记得有一次我在上海演讲，提到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有一位老年听众，一看就知道是涵养很深厚的文学爱好者，他当场提问：这篇小说里的几个场景，好像在毛姆的哪一篇小说里也写过，而且连文句都很相似？我答不出来，后来也无暇追踪研究。黄心村既然找到了本森这位“冷门”女作家，下一步似乎就应该研究毛姆了。殖民时代的香港风景和气氛——特别是它的热带气候和鲜艳的花草，恐怕只有张爱玲能够写得入木三分，连毛姆也比不上。这位英国作家也到过香港，还写过一本长篇小说The Painted Veil（《面纱》），第一章的背景就在香港山顶，一对男女在偷情，笔端极尽挖苦之能事。最近改编的电影版本中香港不见了，地点改成上海。如果从今日的后殖民主义的视角来看，张爱玲喜欢毛姆当然大逆不道。其实张爱玲早已把香港定了位，它不仅是一个殖民地，而且更是一个“异国风味”（exotic）十足的“杂种”岛屿。因此我觉得许鞍华最近导演的《第一炉香》的最大贡献，就是（正如心村在第七章所说）把这种异国情调的美学，随着女主角葛薇龙入场也带了进来，可惜的是：原来故事中的人种混杂的气氛在影片中却荡然无存，每个人都说一口标准的国语，连一点上海口音也没有，令人难以置信。而且那个乔琪乔根本就是中葡混血儿，怎么看不出他的“杂种味”。

读了本书的前四章之后，我已经觉得受益匪浅，不但得到很多知识和洞见，而且从作者的叙述文笔中感受到很多韵味。前文中提过，黄心村特别看重张爱玲的散文（包括她的书信），也许读多了，自己的文笔也染上了一点张爱玲的味道。一个学者有如此好的文笔并不容易，记得我在美国教学时，要求学生必须写出像样的英文，否则扣分，有时候甚至不自量力，花了很多时间为学生改英文。黄心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作研究生时，我有幸教过她，她毕业后在美国学界露出头角，就参与把张爱玲的散文翻译成英文出版，译文文笔十分隽永流畅，如行云流水。如今心村把这个散文风格移植到这本书中，变成了她自己的学术语言，娓娓道来，引人入胜，非但与众不同——不像一般学术论文艰涩聱牙，故作抽象思维，读来反而空洞——而且深得张氏文笔的真髓，这也是我读本书爱不释手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即使在张学领域，我认为本书的贡献也是独一无二的。在本书的后半部，黄心村不但从张爱玲的散文和书信（特别是和好友宋淇夫妇的来往书信）中挖掘出不少文学宝藏，而且用一种散文风格展现了她作为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的阐释功夫。

第五章写日本的“东洋风味”在张爱玲作品中的地位，带叙带论，引出不少细节，把日本文化中的“轻浮美学”视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坎普”（camp，典故出自美国评论家兼才女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第六章写张爱玲的《红楼梦魇》，更是别树一格，不作学究式的版本学讨论，或分析张爱玲对后四十回失望的原因，而是重构张爱玲五次“详”读《红楼梦》时的心态和情境，由此感受到张个人一生的漂泊沧桑。她每次重读这本她最心爱的文学经典就感到恍如隔世，是她被吸引到另外一个200年前的古老世界，抑或是这本18世纪的小说在她心目中变成了现世书写？一般的《红楼梦》读者的反应大概属于前者，只有张爱玲可以超越时空，从中感受到现代乱世的意味。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思考过，甚至连张爱玲的这本书也没有细读。不过，黄心村点出的这种“隔世感”却引起我内心的激荡，令我感到“末世”的降临，然而我实在不忍心读完后四十回，因为我下意识地觉得它们在交代每一个重要人物的末世和结局。这些感悟，都是从黄心村的这一章引发出来的。

走笔至此，才发现我的这篇文章有点语无伦次，似乎变成了呓语，早该打住了。本书第七章的内容，反而是我最熟悉的，因为我一向喜欢看电影，也对张爱玲改编的影片做过少许研究，写过几篇短文和一本论《色，戒》的小书发表，在此不再啰嗦。这篇序言也不必作总结了，因为关于张爱玲的故事永远说不完，只不过说故事的人的感性（sensibility）参差不齐。黄心村的这本书之所以引起我的共鸣，也许是因为我们现时都在香港，对香港有强烈的感受，因此 在学术上得以心灵相通的缘故吧。

许地山早在沈从文之前就对中国的服饰有兴趣，在佛学和印度文化方面的研究也甚可观，是否得到陈氏激赏？黄心村在此章中提到许氏的一篇《科卡·萨斯特拉》（Koka Shastra）的译文，源自古印度性学经典《爱经》（Kamasutra），直到60年代才有英国人康福特（Alex Comfort）的英文译文，没有想到许地山早在几十年前已经研究了！他在学术领域的才华一直未受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注意，大家只知道他化名落华生，是文学研究会的基本成员，写过几篇与众不同的小说。张爱玲在课堂上得以欣赏许地山的风采，将之化入自己的小说《茉莉香片》中，言子夜被描写成一个穿长衫、风度翩翩、学富五车的中国文史哲教授，在课堂上不知迷倒多少女学生。可惜张爱玲没有听过陈寅恪的唐史课，也许在当年是冷门。黄心村写这一章，的确花了极大的功夫，把许地山多彩多姿的学术研究带进张爱玲的框架，更令我对许地山敬佩不已，像他这样在学术研究和小说创作两个领域皆有建树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这本来是一个“五四”的传统，如今在专业化的焦虑影响下，似乎已经失传了。

本书第二章描写张爱玲在港大的历史老师佛朗士（Norman Hoole France）。在这一章中黄心村的文笔充满了温情，把这位表面上有点孤僻的历史系教授描写得灵气活现，仿佛人在眼前。他是张爱玲的恩人，私自送给她一笔奖学金，让她得以渡过生活的难关，然而这笔钱最后被她母亲拿走了。这位大英帝国主义训练出来的学者（剑桥大学毕业生）究竟是何许人也？张学的研究者对此似乎语焉不详。他参加香港的英国军队抗日，最后竟然被自己人误杀。我从心村提供的两张照片中感受到这个人物的独立个性，甚至他内心的矛盾：一方面享受殖民地的优厚待遇，另一方面未尝不同情殖民地子民的处境。虽然这些照片都是集体照，但弥足珍贵，有一张是宋庆龄为抗日募款宣传而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内中的七个人物中唯独他一人眼睛不对着开麦拉，一副特立独行的风采。不知何故，照片中他的样子令我想起我的大学老师夏济安，他也是一个倜傥不羁的人物；我想起的另一位人物是在哈佛任教多年的蒙古史专家柯立夫（Francis Cleaves），他也是终身未娶，自己住在一个大农场中，饲养牛马，有一次发生意外，竟然被自己养的一头狂牛撞伤了。我一生敬佩这类传奇人物，也为他们抱不平，因为他们都成了当代“政治正确”思潮下的牺牲品，还有谁愿意把他们从历史的灰烬中找出来？佛朗士一生没有留下一本著作，好在有个港大的学生张爱玲提到他。下一个纪念他的作者就是黄心村了，她描写佛朗士在照片里的姿态的文字十分传神，读来显然有张爱玲的味道：“……脸一侧，下颚微抬，仿佛追随一只倏忽掠过的飞鸟，脸上一派天真与憧憬。”学术文章可以写得如此传神，堪称一绝！另一张珍贵的照片是港大中文系的师生合照，佛朗士竟然也出现，而且坐在陈寅恪旁边，天知道他们二人当时搭讪的话语是什么？照片中还有几位港大著名人物，如陈君葆和马鉴，还有一位精通汉学的神父，似乎没有中文系主任许地山，原来心村另辟专章（第三章）仔细论述，发现了不少新的材料，也是最令人惊喜的发现。对我而言，港大的中文系，自从许地山当了系主任之后，才真正上了轨道。试想他和陈寅恪这位老友见面的情况，他们谈的是什么？这可谓是学界佳话，可惜两人在港大同事的时间不长，1941年许地山积劳成疾，突然去世，陈寅恪参加他的追悼会。这段佳话，可能有学者写过，说不定将来有人可以把这许地山和陈寅恪在香港的故事写成一篇小说。文学可以跨界，为什么小说不可以跨进学术？

作者从她任教的现场港大校园谈起，讨论张爱玲在港大的求学经验，她所学的历史、中文和英文课，围绕着三位人物，最有名当然是鼎鼎大名的许地山（笔名落华生），我读来最饶有趣味的反而是两位至今不见经传的英国小人物佛朗士和斯黛拉·本森，如果没有黄心村作传，恐怕他们已经从文学史中消失了。

黄心村……从大量的相关资料细节中探测张爱玲的文本内涵和产生文本的外在环境，许多别人没有注意到的蛛丝马迹她都没有放过，经过她细心编织之后，张爱玲的散文更显得丰富多姿。

二

对于研究文学的学者而言，本书有一个特色：细节和细读，它的前提就是文本，文学作品的分析最重要的就是细节。多年前我读过一本文学理论书，专门研究细节，而且和女作家连在一起，称之为“feminine detail”，记得出身港大的学者周蕾（Rey Chow）在她的第一本英文书中就引用过。如今黄心村把这个分析方法发扬光大，从大量的相关资料细节中探测张爱玲的文本内涵和产生文本的外在环境，许多别人没有注意到的蛛丝马迹她都没有放过，经过她细心编织之后，张爱玲的散文更显得丰富多姿。这种方法也得自张爱玲的真传，且让我引用黄心村评论张爱玲的几句话：“文本是源泉，是灵感，是索引，从文本出发，眼见为实之后再次回到文字中，就形成了自己的写作立场和态度。”对于一个研究者而言，文本不是孤立的，可以在形式和内容上交错互动，用学术语言就是“互文”，黄心村把这个互文的艺术发扬光大，照亮了很多我们不注意的细节，包括各种物质（如衣服、洋台）。张爱玲慧眼独具，看出很多一般人体察不到的东西，她的语言更是独树一帜，充满独特的细节描述和意象。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张爱玲文如其人，且容我重提一件个人小事：上世纪60年代末，当我还是研究生的时候，受邀到印第安纳大学参加一个比较文学的会议，并兼招待的工作，去旅馆接张爱玲女士到会场参加开幕酒会。本来十几分钟的路我们走了将近一个钟头，原来她每看到路边的一棵树就伫足观赏它的枝叶，我只有在旁耐心地等待，等我们到了会场，酒会已经开了一半了。从此我得到一个教训：读张爱玲的小说，不能放过任何东西，特别是草木花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