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天走过这条街，日子充满阳光。楼层逐日建起来，与来自吉兰丹渔村的友族工友一前一后扛起长长铁条，上楼的脚步，越爬越高，楼越高脚越沉重，楼越高云彩越近，脚底下一切——远处海港巨轮，白浪，旗杆，近处铁道汽笛呜鸣，火车缓缓入闸，岌巴路车辆川流，房屋，行人……越见渺小了。
踩在高高的铁柱上绑铁，远眺海港外蓝色大洋上船影点点，禁不住唱起歌儿，一首一首地，风和日丽，高空流下欢喜汗水，一股暖意遍体 。
妈妈不喜欢我日晒流汗，女儿白白净净的脸庞晒成印度西施。我有收入帮补家用，她只好任由我在学校假期当扎铁女工直到高中毕业。
也许，当时年纪轻，在家和学校吃的苦不多，身处一群建筑工友当中，为幸福的明天而认识另一种生活，更可况妈妈和兄姐们都是靠流汗劳动养家。学校假期打工的“生活”，和当时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口口声声摒除原生家庭阶级的优越感，深入劳动人民群中的“体验生活”，想法不同。“下乡劳动”，去体验“生活”，就能真正彻底了解、通透生活的本质？慷慨激昂地，即便身在其中，心不贴近，要理解命运与生存是怎么一种微妙际遇，匆匆过客，真懂得么？
扎铁，工具是一把小钳子。接驳两三根铁枝后，用细铁线捆绑，赤手不能将之系紧，用小钳子扭紧铁线，结口尾端用钳子前端的利剪剪断。最喜欢绑地板横“通”（横通之后埋进“坑道”里灌满石灰泥）。架在两端铁柱之间的横通，悬吊在地面模板上，将已经在拗铁木床上拗成的四角状铁框，一个个套进四条粗大磨花铁条，依照标准距离隔开每一个铁框，这时可以坐在模板上扎铁。地面模板铺好BRC网铁之后扎紧牢固定型，行走就不太方便，稍微不小心，会被翘起的铁网绊倒而受伤。还记得，第10层楼板面铺成后，踩在高高的铁柱上绑铁，远眺海港外蓝色大洋上船影点点，禁不住唱起歌儿，一首一首地，风和日丽，高空流下欢喜汗水，一股暖意遍体。
这几座组屋的建造，我十七八岁的青春，曾为它们流过汗、出过力。
我到建筑工地当扎铁女工，比她们更挨近太阳和雨水，每天早上八点至下午五点，只要老天不下大雨而歇工，赚一天工资七元。
中四会考后，等待剑桥考试成绩放榜，闲暇无聊的空档，青春脚步不浪荡，一群同学都去打假期工。他们的家庭经济比我宽裕，打工是迎合当时的口号——体验生活，更确切地说，纯粹是年轻人当兼职推销员，四处游说路人买东西赚钱买花戴。
楼越高上楼的脚步越沉重
上世纪70年代，政府的“居者有其屋”政策造就我国建筑业的蓬勃，发展商在许多地区大兴土木，一个个乡村被迁移、铲平，兴建起不同类型的组屋，满足人民住屋需求。有些人在城市重建计划中抓紧时机而发达，几年前因缘际会专访过一位建筑界奇人，他的成功故事，腾达致富，与此有非常关系。
在建筑工地当扎铁女工
于我而言，需要一份收入来说服妈妈，允许我读高中继续升学。
身在其中不得不依此而存活的人们，黝黑脸庞阳光透亮，谁也不说一句沉重。沉重，那是外界的印象，强加在他们肩上的套索。眼界，与楼层一样，角度决定高度。
青春身影，生活疆域上一道无关生命轻重的彩光，掠过了，风轻云淡。
万丈高楼从地起，书本里读过，现实中在工地参与了建筑，从一片烂泥地打桩，架起铁柱，铺盖灰泥垫高土墙，一层层楼一间间房，从无到有的过程，切切实实体会了这句老话，并非虚言。
史波蒂斯兀园路（Spottiswoode Park）尽头处有几座点式五房式组屋，楼高25层，直插天际，1970年代最受瞩目的建屋局公共建筑之一。
经男班长介绍，几位女同学通过集训后，兜售便携的“缩骨”新潮雨伞和厂家制作的台湾曲奇饼，她们分成两人一组沿街挨户，穿街走巷，日晒雨淋地勤奋推销，卖出一把伞或一盒饼干，收佣五角钱，成绩不俗。
黄昏收工，见路口有推小车的水果摊和摇铃吆喝的冰淇淋小贩，从工头手上领了一星期工资，高高兴兴犒赏自己，一支两毛钱的红豆冰棒解渴消暑，再掏一块钱挽一袋10个红苹果回家孝敬妈妈。
史波蒂斯兀园路，与艾弗顿路毗邻，黑头巾妈妈的“廊西”老板家就在不远处。清晨，我拎起藤箩，装着妈妈准备的简便午餐饭盒、热水壶、“祝君早安”白毛巾、拗铁线的小钳子、一双布手套、遮阳大草帽和大布巾，从河水山取道欧南路中央医院，穿过停尸房外，与阳光并肩走入建筑工地。沿路一排排鸡蛋花树清香素馨，晨光拉长身影，仿佛母亲当年去油轮开工的模样。啊，我长大了，能打工赚钱了。
我自小学五年级就靠零碎散工和家庭手作，来补贴学费杂费和零用开销，年中六月和年底漫长的学校假期，从不放过打假期工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