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的迷雾，常常会遮掩住一些历史人物的身影，以至于某些投身过重大事件的人士，功名不彰，光芒不显，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所幸丹青有书，人间有情，纵使历史的聚光灯不再聚焦他们，但是，拨开雾幛，掸去浮尘，披沙拣金，返本求真，今人依然可以还原他们原本的面貌，重现他们当年清晰的人物影像。
（本文作者罗福腾是新跃社科大学中文部副教授；鲁虎是南洋理工大学中文部客座副教授）
受康、梁等主张的影响，盛梦琴在政治观点上，紧跟乃师，亦步亦趋，充任起虚君共和主张的马前卒、急先锋，积极奔走于上海、南京等地。即使四处碰壁，也在所不惜。例如，他想面见章炳麟（章太炎），递送梁启超手札，陈述虚君共和主张，两次登门都吃了闭门羹，他仍然不死心，终于得以相见。后来，又努力接触宋教仁、熊希龄等重要人物。 丁文江、赵丰田编著的《梁启超年谱长编》（1983年）对盛氏当年的游说行动，有较多的记叙。
南下星洲任教华侨中学
劳累过度英年早逝
盛氏子女众多，身兼数职，日夜奔波，勤勉养家，可惜晚景不甚利达。在南来八年之后，终因劳累过度，1937年10月12日病逝于学校岗位，享年52岁。当时的《南洋商报》（1937年10月15日）以及《总汇报》等媒体报道说：著名教育家盛梦琴逝世后家境萧条，门生决定募捐救济。门人沈毓华等发起募捐活动，向同学、教育界、慈善家募款以接济盛氏家庭，并刊其遗著。数日后，媒体报道称，出席葬礼的“各界名人甚多”，12人为之执绋（《南洋商报》1937年10月18日）。丧礼虽说不上十分隆重，但有众多弟子爱戴，也算是得享死后哀荣。
那些曾经为社会进步、教育发展、农业垦殖做出贡献的人，不该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盛氏先后养育12名子女，三男九女，除一名夭折外，其余子女皆成家立业。至今，孙辈和外孙辈、曾孙辈和曾外孙辈达百余人，其中不乏贡献杰出的专业精英、高级总裁甚至政治家。
除了为民国政府治疆安邦出谋划策外，盛氏还参与国家管理与服务之列。1912年3月，他获得孙中山签署的委任状，任中央政府实业部农政司佥（签）事（中级职衔）。期间，与黄兴等人共同发起、成立拓殖协会，并任副会长，起草全国拓殖（垦殖）协会章程。1917年任吉林省实业厅科长，专事研究东北水稻种植问题，重新拾起留学日本时所学的专业知识。1918年冬季，在吉林省第九次农产品评比会上，盛氏实验的赤水水稻和米获得唯一的满分。
盛梦琴于1913年完婚于长沙。夫人何静宜女士（1893-1967年），是湖南长沙名门之后。盛与何的姻缘，乃是何静宜之胞兄、著名律师何维道、何维模兄弟撮合而成。留学日本之时，何氏兄弟赏识盛氏才干，促成婚事。盛氏病逝后，遗孀何女士一人艰苦持家，培育十多名子女成材。
关于西藏的治理，盛梦琴主张“保崇喇嘛，毋俾惶恐”，甚至可以“许以复位之荣，加以虚尊之号”。关于新疆的治理，盛氏认为，新疆辽阔，人口稀疏，与蒙、藏地区接壤，态势上形同枢纽，东北可控蒙，东南可制藏，新疆地位如此重要，倘若驰甲向东长驱，“可以直捣秦陇，诚所谓高屋建瓴之势”。所有这些看法，都显示出这位年少的学生，有眼光，有远见。
盛梦琴一生足迹遍布神州、东瀛和南洋，从事的领域跨越政治、教育、农垦等多个方面。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能深深感到他在各个领域多有建树。不过，笔者也有一些疑惑、问题需要解释。例如，盛氏甚有政治抱负，为虚君共和活动奔走呼号，甘做闯将，之后在民国政府中枢机构任职佥事、科长，直接参与国家建设，实在是得天独厚，可以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然而，旋即不久，他就离开仕途，转去高等学府任教授，做起学者来。这一较大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再如，南来星洲之后，从事教育和实业，但是八年间，他多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战，甚少长久受雇于业主，笔者甚至查找不到他加入本地各类宗乡会馆的活动记录，对此该怎样解读？第三，盛氏集政治家、教授、教育家等头衔于一身，南下又引起媒体的格外关注，有著述，有立说，为何逝世后至今的80多年，涟漪全无，荡然无声？
（三之一）
除了活跃于商界、教育界外，盛氏与当时的殖民地政府也有密切的联系。他曾经是“华民帮办孙崇瑜先生之日文教师”（见《东南亚华裔闻人传略·王植原》，1977年），辅导孙崇瑜学习日语。经过孙氏的引荐，盛梦琴在殖民政府机构培训日语翻译员，因而结识当时的警察总监余文思（J P Pennefather-Evans，另译俞允时，1894-1977）。余是英国人，1932年任海峡殖民地警长，1934年任新加坡警署指挥官，1935年任政治部主任。自此，盛梦琴培训殖民政府内政部人员日语的当儿，帮助余文思组建了政治部的语言翻译组。因日语之缘，盛、孙、余三人走得比较近。
盛梦琴（Sheng Mung Chin），又名盛先觉，1885年诞生于湖南善化县（今长沙市区）的殷实家庭。1898年入著名的长沙时务学堂念书，在时任该校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教导下学习。1904年赴日留学，入东京工手学校，1905年9月转入东京第三高等学校特别预科，转年6月毕业；9月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造士馆修读，1909年6月结业；9月入东北帝国大学农科分校（札幌）学习。盛氏对农业垦殖学科格外有兴趣，这为他后来从事的高等教育工作、农业垦殖实践等奠定了专业基础。
盛梦琴是民国初年南渡的一位农学专家、教育家、翻译家。他一生足迹遍布神州、东瀛和南洋，从事的领域跨越政治、教育、农垦等多个方面。作者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深深感到他在各个领域多有建树。
民国时期南来学人——盛梦琴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被历史尘封86年之久的重要人物。此文结合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以及盛氏后人保存的书信、委任状等，撮要叙述其生活、工作、参与民国政府初期建设的行迹，借此缅怀、纪念这位历史先贤不平凡的一生。
不仅这样，盛氏也为国家大政方针献计献策，其关心的主要焦点是边疆治理的课题。早在日本留学之际，他就格外留意日本北海道的边疆治理、农业垦殖等问题，想借鉴其良好的经验，应用到中国本土。民国初期，就撰呈《理蕃策》一文（1912年2-3月，署名盛先觉，原件收藏于广东孙中山纪念馆）给孙中山，就西藏、新疆、蒙古的议题，直抒己见，明确阐述个人看法和主张。这是迄今发现的最能体现他边疆治理理念的重要文献。连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内藤湖南，对盛氏的主张都极为赞赏，说当革命军初起之时，那些居于政治中心的人物尚无暇关注领土问题时，“有一个年少的学生，很早对此予以关注，此人即湖南出身的盛先觉，札幌农科大学留学生”（1914年）。盛氏有哪些好建议呢？
20世纪初年，清末民初社会制度转换之际，神州大地风起云涌，政局动荡。当时，有识之士就民国政体是民主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有过很多争论。康有为、梁启超主张，民主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而虚君共和将是当时化解革命所造成危机的唯一途径。换言之，康、梁主张的是，在保留满清皇室这一象征性前提下，实行内阁制，国家大权由内阁掌握，而内阁首脑则由国会多数派的领袖担任。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盛氏在华中任教不足两年，便离开教职。当时的报章说“三十日数理科教员盛梦琴先生辞职离校”（《南洋商报》，1930年9月17日第17版）原因是什么，不见说明。离开中学教职后，他参与很多活动，包括：创建建中学校，开班招生；任新山柔佛振林山的转道佛学院教授，讲国史、国文、农学大意；参与同德书报社的夜校补习教学等等。后来，加入商人胡文虎创建的中华垦殖公司做秘书、顾问，重拾当年农垦专业知识，为垦殖业提供咨询。1935年9月，随访问团出访广西地区两个多月，探讨投资当地的垦殖事业，并得到当时广西省要员李宗仁、白崇禧的接见。访问团回到新加坡之后，记者专程访问盛氏，就南洋投资广西的课题进行探讨。后来，盛氏有数篇关于新马两地农业、蔬果类的文章刊印，至今可以搜索到全文。
参与康、梁虚君共和活动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盛梦琴于1929年春季，突然放弃京城大学教授的职位，举家南下星洲，在华侨中学出任一个普通教职。该怎样理解这一转变呢？由于事件久远，史籍不载，暂未得其解。其中一说为不满民国政府官场腐败风气，此说尚需确认。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从盛氏来星之始，直到逝世后事操办，其大大小小的活动，都吸引到本地媒体追踪报道。这显示出，作为学者的盛梦琴，南来星洲，是一件颇受重视、很不寻常的事情。看《星洲日报》（1929年4月1日）的报道可知，事件起初是华中请求中国教育部代聘两位教师，外交部电告确认延聘盛梦琴、俞新民二人赴坡，会在4月6日从上海启程，4月20日抵坡，华中接待已安排妥当。这则人未到来、媒体提前预报的短讯，制造了一种“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效果。
后来，盛氏离开政治界，转身投入大学教育，先后受聘于多所大学，教授农艺、日语等课程，从此走上学者之路，为后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1924年受聘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农艺系教授；1925年跟朱自清等同时期受聘为清华学校大学部教授，教授日文课程，与赵元任、吴宓等著名人物做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