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满洲国建国定都长春之前，吉林市是吉林省的省会。吉林市赋予祖父一个谦卑的开始，但也成全他少壮的愿望。他在中学任教的时间仅仅年余，1917年9月份，祖父的前上司陶昌善调任吉林省实业厅厅长。两个月后，祖父如愿以偿，在实业厅谋得“技术员暂行兼充第二科科长”一职，起步追求并实践他在留日时期立下的宏愿。
在实业厅任职的几年，祖父在省城附近从事研究和耕种。众所周知，所谓“南稻北麦”，中国北方一向以麦为大宗。祖父则在北方创办水田。他改良北海道赤稻的品种与耕种方法，来适应吉林的气候。祖父的手稿《蒙古和蒙古人》记载：“……逃到吉林省城附近地方创办水田。总算有些成效。现在不独能够抵制自从外来日本、朝鲜和暹罗、安南等处输入的大米，最近一二年来并且还有余剩运出土产底大米和稻子，分途供给奉天、长春、哈尔滨等处地方应用。”
1929年祖父祖母带了九个儿女从动荡的北京南来新加坡谋生。所有当时的华侨对米的情怀是容易理解的。但是祖母对米饭的感情更为复杂，不仅珍惜，还掺杂着敬重、骄傲、满足、愤懑、不甘、辛酸、惋惜等复杂情感。多年以后，我才了解祖母对米的感慨应该是源于祖父的几段不寻常经历。
吉林稻米改良
回归潇湘创办湖南农会
延伸阅读
祖父的遗物中，有篇标题为《蒙古和蒙古人》的手稿。篇幅长达四页，潦草、无标点，终于在师友的协助下，我读懂他离开北京政府的大意。他认为“北京的局面……是议论多而成功少……”，也就是说，民初政局混乱、喧嚣，成事不足。他对当时的状况极为不满，因而“马上一溜烟地愤然回到湖南，一面独善其身地实地研究家乡底农业，作个新农村底模范农夫……；一面又兼善天下地在湖南法政专门学校教授农业政策和殖民政策……”
尽管祖父勤奋地投入农业研究，在长沙的日子却不安稳。从二次革命起到护国运动，夹在中间地段的湖南，陆续成为革命军、护国军与北洋军阀争夺的地盘。在四面楚歌的绝望中，祖父得到同乡、先辈吉林巡按使郭宗熙的推荐，前往吉林市担任中学教师。由大学讲师降格为中学教师，在盛世是个不可理喻之事，但在乱世，却是一个求生的机遇。1916年夏，祖父带上一家四口，北迁年均温度摄氏5度的吉林市。
目睹祖父的成就，祖母应当是满足、欣慰和骄傲的。但是她对稻米又为何有更加复杂乃至负面的情感呢？
祖父创办水田取得一定的成绩。1920年2月他获民国政府农商部颁发的二等奖章，我推测这与水稻的产量有关。当年3月的《政府公报 • 命令》记载大总统的指令，令农商次长代理部“呈核给吉林陕西两实业厅盛先觉等本部奖章”。在附单上，见到两省的得奖人共17员，其中七员来自吉林，其他来自陕西。而得二等奖的是时任吉林实业厅科长的祖父和技术员王维燮，其余15人分别得三、四等奖。中央颁发此类奖章，最能体现政府对农业的器重。从1916年入吉至1923年赴京，祖父母在吉林居住了七年。
（作者为退休人士）
这是一个老掉牙的故事。犹记儿时祖母总是说：“粒粒皆辛苦。饭碗里不许剩下饭粒，剩下几颗以后脸上就长几颗痘痘。痘痘多了，就成麻子，嫁不出去！”从此，我饭碗里不留一颗饭粒，青春期，脸上还是长了痘子。及至长大，缘分到了，自然就顺理成章结婚成家了。
1920年代初开始，吉林的水田开发比奉天和黑龙江更为迅速。1923年吉林稻米渐成大宗，同年2月22日《申报》的吉林通讯已经报道“日人要求张作霖废弛粮禁，准日人贩运出口”。这个要求最终有没有成为事实，我没有深究，因为张作霖与日本人的利益关系向来错综复杂。
1912年5月，祖父随民国政府迁到北京。他在中央供职的时间不长，同年年底便南下长沙，出任湖南公立第一法政学校的教授。这让我不得不深思，在中央谋得一职以参与全国的农业建设，一直是祖父梦寐以求的理想，他为何轻易地放弃呢？再者，虽然说湖南第一法政学校是当时长沙最高的学府，但是学校是以法政为专科，祖父的角色是什么？聘书附上一纸授课时间表：每周六授农业政策二小时和殖民政策二小时。从时间安排看来，这显然就是选修课程，也就是说，祖父放弃他中央的全职工作，回到家乡承接一份周末选修课程的教职，我应该如何理解祖父的选择？
《蒙古和蒙古人》云：“……在我个人觉得对于吉林地方总算尽了一点儿国民的天职。满心思吉林地方可当作我底世外桃源了。那知道偏又我生不（逢）辰，高明鬼瞰。可巧逢着胡子官匪两下夹攻，弄得我进退维谷。好容易狼狼狈狈地单身抽出虎口，脱逃到了北京……”。看来当初他从湖南逃避南北军阀混战移居“世外桃源”的吉林，满以为可以好好地投入工作，殊不知若干年后，张作霖势力日趋膨胀，他亦官亦匪的下属与马匪同时横行，祖父的日子依然没有好过。他一方面与官与匪搏斗，一方面目击多年的研究遭到糟蹋。虽然说吉林的水田面积从1921年到1927年翻了三倍，但是研究和改良是个不可间断的运作，有实际成效却被地方匪官破坏，怎能让祖父祖母不愤懑、不心酸呢？
逃离吉林赴京城
在湖南公立第一法政学校任教并不是祖父唯一的工作。他随即投入筹建中的湖南农会。湖南农会是省级农会，隶属全国农会联合会。农会联合会在1913年2月1日于北京召开第一届、也是唯一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年各省代表共89人，祖父有幸与杜时化代表湖南出席。同日，他在《民主报》发表《对于今日全国农会联合会之商榷》，表达他对农会的性质、章程、农事法规、农民保护等等的观点。
1909年祖父投身东北帝国大学在札幌的分校，就读农学，专精垦殖。祖父所修的农学科目有土壤学、害虫防治、施肥管理、农业机具等等。这些学术与科研训练，在他日后的研究、试验、实践与著作方面都有具体的体现。不巧在他毕业的前半年，发生惊天动地的武昌起义。如同大部分的留日学子一样，祖父返回中国。回国的原因，首先是清廷停发官费，更为重要的是莘莘学子抱着满腔热情，纷纷投入建设新兴的中华民国。
无奈之下祖父“狼狈”地迁到北京，投入教育界，在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清华大学部教授农业与日文。由于社会动荡，1929年他携带祖母和九个儿女南迁到新加坡。祖父北国种稻的曲折经历，奠定了祖母对米饭充满感情的基础。倘若我没有挖掘祖父的过往事迹，也许我永远也不明白祖母“粒粒皆辛苦”的涵义。
由于社会动荡，1929年盛梦琴携眷南迁到新加坡。盛梦琴孙女盛惠龄说，祖父在北国种稻的曲折经历，奠定了祖母对米饭充满感情的基础。倘若她没有挖掘祖父的过往事迹，也许不会明白“粒粒皆辛苦”的涵义。
祖父盛梦琴（1885-1937），又名盛先觉，生于湖南善化县（今长沙市）。祖父在1904年官费留学日本，1907年在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就学时，便深刻地意识到“实业救国”的必要性。他认为农业是中国的第一大实业，若是通过农业和垦殖，不仅足以富国，也可以开发满蒙回藏的荒地，促使各个藩属富裕，增强其归属感，毕竟，清末列强日本、俄国与英国总是虎视眈眈地盯着满洲、蒙古和西藏境内，国家大一统一直是祖父的理想。
民国元年，28岁的祖父在南京临时政府的实业部任农政司签事，即科长一职。他的顶头上司农政司司长陶昌善（1879-？），是其东北帝大的学兄，二人都受过正规农科大学教育，对农业耕作充满热情。当时国家新建，百废待兴，作为首都的南京洋溢着对新政体的憧憬。临时政府为振兴实业掀起民生主义运动的热潮，最为著名的是孙中山发起的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以及以黄兴为首的垦殖协会。垦殖协会的宗旨为拓地、垦荒、殖产、兴业。作为发起人之一的祖父，在成立会上发表演说，提倡“拓殖先从满洲入手，次预备进行新疆”。这个思维深深地流露出他对日本于满洲、俄国于新疆扩充的野心充满忧患。
留学东瀛坚信农业强国
祖父在长沙一面任教，一面在农会从事研究。1914年，30岁的祖父出任湖南农会的代会长，曾代表湖南游历蒙古、察哈尔。同年，祖母生下我的大姑妈。祖母何静宜（1893-1967），祖籍长沙，是祖父留日挚友、同为垦殖协会发起人何维模的妹妹。她比祖父小八岁，出身富家，性情温和，是个缠脚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