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家具有抽屉不比中国晚，说不定更早。老外也喜夸饰，号称始于古希腊，但至少在中世纪流行的哥特式家具上普遍出现了抽屉。此后欧洲人沉迷于巴洛克、洛可可的繁复与浮华，抽屉也为设计师与工匠提供了精雕细刻的机会。于是，孀居的伯爵夫人把写到一半的十四行诗藏在抽屉里，出征前的将军则把遗嘱和刻有族徽的短剑留在抽屉里……直到海明威、菲茨杰拉德这一代作家，将推向高潮的情节是：目光坚定、鼻梁挺拔的帅哥拉开抽屉，拿出一把左轮手枪。
直到小学二年级，我才拥有一只抽屉，存放万花筒、陆战棋、香烟牌子和学生手册。大人的抽屉更有吸引力，户口簿、购粮证压着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的老照片让我一窥出生前的世界。妈妈穿貂皮大衣，足蹬皮靴，戴金丝边眼镜——我家曾经阔过？妈妈说：照相馆里有借的。
同一时空下的中国人则将情诗公开，将热血滴在酒碗里，将宝剑挂在墙上，在月黑风高的沉沉夜幕中，谛听它发出的召唤。
我孙女在读小学五年级，在她自己家里和我们家里分别拥有五六只抽屉，这是自我管理的开始，可是我一直买不到带锁的小书柜。有一天她在写日记，我情不自禁靠近她，准备点个赞，她却将小手压在小本子上：“不能看，这个日记本是带锁的噢。”
这好像是文明的胜利，但抽屉与锁并不这么认为。抽屉仍然是每个人应该守护的疆域，也是放飞心灵的神秘花园，载你驶向彼岸的独木舟。有人将抽屉整理得井井有条，有人任它乱七八糟（多数人是这样），但谁也不愿意自己的领地遭到他人（包括父母）的窥视和侵犯。
一只好的抽屉应该是这样：推进去的是希望，拉出来的是欣喜。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抽屉为人们迎接新生活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居住空间越来越小，人际关系越来越紧张，生活资料管理也必须精细化，多子女的家庭要有足够的抽屉才能收拾一地鸡毛。
抽屉是收纳的分类，也是秘密的开始。
（本文小标为编者所加）
有屉无锁的开放时代
工业文明和世俗文化在抽屉上也得到充分表现，比如海派家具，特别是为中产阶级设计的整套红木家具，抽屉的多寡也成了衡量经济价值的一个方面。连端方稳重的八仙桌，也转身为四面嵌抽屉的麻将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风尚，五斗橱一门配五屉，上面一只必定装锁，仿佛是最后的掩体。
如今上海人的居住条件大大改善，讲究一点的家庭会有二三十只抽屉。不过靠一只无盖的木盒来保障私产和隐私的安全，风险不小。于是，资金、股票、理财产品在磁卡或支付宝里，悄悄话和照片在手机里，如果有古玩字画以及猴票之类的话，可与房产证、保险合同一起锁进保险箱。日记没人写了，鱼雁传书的剧情也只能在古装戏里看到。于是，现代家具进入了有屉无锁的开放时代。
在“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两宋，苏东坡、陆放翁以及李清照等大咖用惯了盒、匣、箱、箧、筒等独立的、便于携带的器具，也用上了很通透的格架，线装书不能塞满，留点空间给瓷瓶、玉炉、湖石。我在书架这一边，君在书架那一边，中间隔着珠玑文字构建的大江东去、绿肥红瘦。
太好了，个人意识的觉醒必须肯定。社会越开放，信息越密集，隐私越重要。我希望她坚持下去，学会向自己倾诉，向远方眺望，向未来畅想。在一只小小的抽屉里，在一本带锁的日记本里，有我们春潮秋涛般的心思，更有我们的尊严和希望。
一只好的抽屉应该是这样：推进去的是希望，拉出来的是欣喜。
抽屉的重要性
明代隆庆初年“准贩三洋”的政策重启海外贸易，使沿海城市商品经济得到很大发展，“五方之贾，熙熙水国……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明周起元序《东西洋考》）市场繁荣，风尚改变，民间“兴起了普遍讲求家具陈设的风气（王世襄语）”。在文人圈里，文房用品之繁多，简直到了狂想无边的程度。
就这样，中国古典家具进入了黄金年代，抽屉也严丝合缝地楔入世俗生活。抽屉让家具增加功能，甚至改变了人们的收纳习惯和思维方式，并拓展了审美空间。当然过程有点曲折，明代的黄花梨家具，比如简约空灵的书案画桌，偶尔会在牙板上嵌一两只暗屉，含蓄唯美。闷户柜的抽屉堂而皇之，拉手多白铜錾花，艺术品级反而受损。书橱俗称圆角柜或面条柜，打开两扇门后能看到上下两部分之间横贯了一对小抽屉，配吊牌式铜拉手。在《长物志》里，文震亨坚持认为“橱殿以空如一架者为雅”。拍卖会如果有古典家具专场的话，可以去看看其中的奥妙。
先说一个冷知识：中国家具什么时候开始有抽屉？有同学举手：抽屉是诸葛亮发明的。对不起，这只是戏说。自古以来，无数个发明创造都算在轩辕、神农、鲁班、诸葛亮“四大天王”头上，这也算是文化传承的需要。上世纪60年代，在常州的一座南宋古墓中出土了一具镜箱，有两层小抽屉。但中国主流家具普遍使用抽屉应该在明代。
今天在西洋古典家具商店里还能看到专为女性定制的书桌，边沿为波浪般的曲线，与桌面浑然一体的立柜里有几只小抽屉，存放饰品和信物。初恋中的少女写好日记，鹅毛笔与墨水瓶归位，吹灭蜡烛，将柜子上沿用细木条串起的卷帘拉下来，上锁，腮边红晕渐渐退去，花园里月光如水，晚风轻拂树梢——这是欧也妮·葛朗台或娜塔莎的精神堡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