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印刷术是传播文字与文化的重要媒介。东西方的印刷科技发展，各有其不同的机遇和成就。学界根据文献记载推论，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至少成熟于唐代贞观年间（公元7世纪）。目前所知存世最早的中文雕版印刷品，是1966年发现于韩国庆州佛国寺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有中国学者认为此卷佛经是唐代的印刷品，从洛阳传入新罗。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曾发现一卷唐代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此卷佛经卷首印有一幅题为“释迦给孤独园说法”扉画，反映了唐代雕版印刷术的纯熟与精湛水平。经不断改进，雕版印刷迎来宋至清代的黄金时期。直至近代，中国的雕版印刷术依然是典籍、日历、广告、纸币、年画、神祃批量生产的最有效技术。
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与胡文虎的《星洲日报》，是今天《联合早报》的前身，分别创刊于1923年及1929年。战前由于两家报馆的创办者资金雄厚，竞争激烈。1939年《南洋商报》出版了傅无闷主编的《南洋年鉴》，1940年《星洲日报》出版了关楚璞主编的《星洲十年》，这两部大部头书体现了战前新加坡华人的文化水平，也标示着战前印刷业所拥有的先进印刷技术。
爱书的人应该会有这样的体会，翻阅一本1970年代以前的书刊，触摸发黄的纸张，除了有一股淡淡的书香，书页上的文字还有些微微浮凸的触觉，这是铅活字排版印刷所留下的痕迹，恰恰是电脑排版印刷书籍所没有的质感。
到了宋代，中国印刷术出现一项新的发明，当时一位叫毕昇（？-1051）的人，研制了活字印刷术，此事记载于沈括（1032-1096）的《梦溪笔谈》。不久后，元代著名农学家王祯在出版其农学巨著《农书》时，让木匠制作三万多个木活字，并且改良排字技术，制作两个木质转轮盘，依号数铺摆木字，排字匠人坐在两个轮盘之间，推转轮盘捡取所需活字，一改以往捡字匠人来回寻找木字，而转变为“以字就人”。王祯的这项独创，提高了印刷过程的效率。《农书》卷十二还附载一篇《造活字印书法》，记载其印书的过程及技术。《农书》的出版，除了是中国农学史上不朽之作外，也对中国活字印刷的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可惜的是元代木活字并没流传下来。所幸在1908年时，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Eugène Pelliot）在敦煌发现960枚元代回鹘文（古维吾尔文）木活字，说明木活字印刷术曾在丝绸之路传播。
从存世的印本来看，19世纪末以来，本地华人印刷馆的出版物内容，不外与宗教（经文、善书）及中医书有关。这符合当时华人社会普及医学知识及宗教传播的需求，但也偶见文人创作或工具辞书，甚至是英文及爪夷文的书籍出版。例如叻报馆曾出版土生华人陈省堂的《越南游记》，古友轩出版的了马来文豪文西阿都拉的自传。而邱菽园以乐群堂之名出版的启蒙读本《新出千字文》更是堪称本地第一部启蒙教科书。
本地早期的华人出版及印刷商的相关资料极其有限。除了古友轩，从《叻报》上所刊载的商业广告启事得知，19世纪末本地的华人印务馆尚有不少，如：集文斋（大门内）、宝华轩（水仙门火车路621号）、南盛印字馆（水仙门623号）、今有轩（水仙门福南街口620号）、王丰春印字馆（爪亚街129号），新春轩（中吊桥头11号）。
注：本文参考张秀民、戈公振、陈蒙鹤、许苏吾、王慷鼎、崔贵强、苏精、庄钦永、叶钟玲等前辈学者之论著，内文不另作注解。
新加坡坚夏书院出版的中文书籍，以传统的中国雕版印刷术印制而成。负责印刷这些书籍的传统雕版工匠来自广州。据悉，先后至少有21名雕版匠人到新加坡从事刻板印书工作。
目前所知最早在新加坡出版的中文刊物，是1832年，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在本地出版的启蒙读物《训女三字经》。1834年，美国教会组织美国海外传道委员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在新加坡设立了新加坡坚夏书院（初名为新加坡书院），从1834年到1842年，出版了百余种以传播基督教为主要内容及世俗知识之中文书籍。另外，传教士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1833年在广州创刊的中文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1835年停刊后，于1837年在新加坡复刊，一年后的10月停刊。
新加坡开埠后不久，便已经有英文报章的刊行。1824年1月1日。第一份英文报纸《新加坡纪事报》（The Singapore Chronicle）创刊。到了1835年，再出现另一份西报《新加坡自由西报》（The Singapore Free Press）。早年从中国传入新加坡的传统雕版印刷术是伴随传教士而来的，地处中西交通枢纽的新加坡得天独厚，曾作为西方传教士向中国输入基督教的转运站。新加坡的中文出版历史，凭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事业，开启了重要的一页。
鸦片战争以后，移民新加坡的华人日益激增，1860年新加坡的华族人口约五万多人，到了1901年时，接近九万。伴随着商业繁盛、城市扩大，不同行业的分工逐渐形成。印刷业是一项较为特殊的行业，早年的印刷业与出版业关系密切，甚至可以说是合为一体的。1881年，第一份由华人创办的中文日报《叻报》诞生。这是本地华人中文报业及出版史的里程碑，创办人是侨生薛有礼。由金门人林衡南所创的古友轩，也许是本地华人最早的印务馆。古友轩约创于1860年，最初设于直落亚逸街52号。林衡南还于1890年创办了本地华人第二份日报《星报》。两家报馆都引进当时流行的石印技术（Lithography）。
在电子媒体发达的今天，我们或许很难想象，在不久的一个世纪前，人们在著书立传、传递资讯时，仰赖古老的雕版、活字或石印印刷技术。从撰稿、活字排版、印刷到装帧、发行，出版业所需要的人力与物力，是多么的繁复。
在欧洲，德国人约翰内斯·谷登堡（也作译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1397-1468）于1454年以活字印刷术刊印出《谷登堡圣经》（Gutenberg Bible，亦称四十二行圣经42-line Bible），他所使用的活字，是以铅合金浇铸而成的。谷登堡的活字印刷术发明，影响了欧洲后来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毕昇发明的活字发明时间，要比谷登堡的活字印刷术早约四百年。纵然如此，中国的活字印刷术日后并没有大事推广或流行，绝大部分的书籍依然以木刻印板的方式刊行。
其中印刷工匠领班伍亚昌，原是广州印刷技师梁发的助手。梁发是广东肇庆府鹤山县三洲西梁村人，1815年受雇于伦敦教会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前往马六甲布道站担任印刷技师。隔年梁发洗礼入教，后来还担任传教士。
1911年，武昌起义，中华民国成立。中国并没有因为革命而变得强大，反而是陷入军阀割据的混乱政局。海外华人社会也起了变化。华人南来的数量激增，包括在中国拥有办报及出版经验的文人，纷纷南来。民国初年出现了好几份新的日报：《振南日报》《国民日报》《新国民日报》。进入20世纪，华人印务业再有长进。据1928年童子达的《新加坡各业调查》，本地当时最少有35家印务馆。有意思的是，古友轩几经易手，新东主依然保有这个隽永的店号。
值得注意的是一家叫集文斋的印务馆，创办者叫林采达。林采达原籍福建大田县（清代时属永春府），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时南迁到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约于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来到新加坡。集文斋应是林采达来新后开设的，馆址位于大门内（Club Street）。集文斋所出版的书籍种类究竟有多少，现已经无法得知全貌。1889年，集文斋出版了一本华巫字典《通语津良》，另荷兰莱登大学图书馆藏有集文斋于1896年所出版的《朱伯庐先生家训》（即《朱子格言》或《朱子家训》）。根据《叻报》上集文斋所刊登的启事，我们知道集文斋亦曾出版《银海精微》《眼科指南》两种眼科医书。
战前的概况
【本文首刊于2022年11月13日联合早报《新加坡故事》特辑】
前往专网阅读更多《新加坡故事》特辑内容。
从雕版到活字印刷术
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术随宣教传入新加坡
本地华人印书馆的出现与中文日报的创刊
19世纪初，新加坡的中文出版刊物以传播基督教教义及世俗知识为主要内容。在印务业发达的20世纪初，本地最少有35家印务馆 ；本地中文报馆，在办报之余，也出版书籍。回顾一个世纪本地华人出版印刷业的发展，从古老的雕版、活字排版、石印印刷技术，看前人为了传递知识和资讯，投入多少人力与物资，爱书人莫不珍惜文字印刷物。
早年本地华人所阅读的中文书籍，大部分是从中国输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本地报章如《叻报》《星报》《天南新报》《南洋总汇新报》等中文报馆，在办报之余，还代销中国入口的各类书籍。除了报馆，还有少量的书局、杂货行及其他商家亦零星代销中文书籍。这些从中国输入的中文书籍，又以上海版本为大宗。从上述报馆所代销的大量中文书籍，可以侧面反映19世纪末，本地华人社会对各类中文书籍（尤其是工具书）有一定的需求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