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隔天在直播中感谢记者“善意的提示”，并称新东方若真想带货直播，会向李佳琦和薇娅等主播取经学习。他也反驳“挣快钱”的说法，认为商业模式不存在“快钱和不快钱”，教育领域和直播领域都不容易，“其实没有一项行业是好做的”。
知名投资人、启明创投创始人瑞斯彻（Gary Rieschel）昨天接受媒体访问时说，此前受监管冲击的科技行业正逐渐复苏，这得益于中国企业家的强大竞争力和过人精力，“他们对政府和所有人，都有一种‘你杀不死我’的态度。”
比起评判企业的转型是否高明，更应该反思的是迫使他们转型的原因，和他们转型时的有限选择。当新东方这样的龙头业者都把直播带货视为最稳妥的求存之道，说明市场留给企业家的“安全牌”已经少之又少。其他行业是否会因此更加保守谨慎，还有多少业者敢于开拓创新？
事实上，俞敏洪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选择辞去北大教职，投身少有人涉足的教育培训领域，在当时是颇具争议的冒险举动。即便如今这个决定不像当年那样具有开创性，但考虑到他背负的数千名员工饭碗，也让人不忍苛责。毕竟先他一步从教培行业转到手机行业，又继而转向直播带货的罗永浩，已有望靠带货还清6亿元（人民币，约1.28亿新元）债务。
在政策风险巨大的中国市场，被迫转换跑道的不只有新东方这类教培企业，同样面对强监管的互联网公司也正在悄然转型。在蚂蚁集团上市计划被叫停一年之际，公司实际控制人马云就被曝光正在欧洲造访研究机构，考察农业技术，不知这是否会成为阿里巴巴或蚂蚁下一步开拓的新业务。
作为教培行业的领军企业，新东方的选择自然备受行业和市场关注。难免有人认为，这家龙头老大的转型之路，应该为其他业者做出可参照的示范。不过，当前新东方的燃眉之急，是在凋敝的市场中绝地求生，哪怕这要通过“不是最佳示范”的直播带货来实现。
就连被新加坡投资者视为风向标的淡马锡控股，也以实际行动对中国教育行业前景投下否定票。最新申报文件显示，淡马锡在今年第三季清仓了持有的新东方和好未来股份。
这家互联网教育培训巨头的创始人俞敏洪上周在一场网络直播中透露，新东方计划成立大型农业平台，并开启直播带货，帮助农产品销售。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中国媒体也对新东方的转型提出质疑。
面对“双减”政策，多家教培企业像新东方一样开始探索其他出路，有企业转向大学和职业学校提供教学服务，还有的将业务重心转移到海外。至于能否成功，谁都没有把握。
幼儿园至九年级学生（K-9）的学科培训服务，在新东方总营收占比超过50％，公司本周一在港交所的公告中预计，终止服务将对本财年及后续营收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争议发酵后，多数网民为新东方抱不平，认为这家企业转型本就是被逼无奈，评论作者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还有人说，新东方作为私企，选择何种经营方式是基本自由，经济日报不去监督“滥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经营的行为”，反而来指点新东方，是本末倒置。
新东方今天的窘境，的确是一纸突如其来的行政命令导致。官方今年7月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为校外培训行业踩下急刹车，多家业者相继裁员甚至关闭。新东方和好未来这两大教育集团本周先后宣布，今年底前会终止相关学科培训业务。
在“运动式”强制行政手段的干预和重压之下，企业可能走出一条“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新路，但资本也可能因此从东方外逃到西方，这恐怕并不为官方乐见。为企业转型多留一条出路，民营经济的发展之路才不会越走越窄。
新东方的老师们要转行去卖菜了——放在一年前，人们会把这当成一句玩笑，但如今它成了现实。
中国官媒《经济日报》上周六发表评论文章称，新东方要从校外培训跨界到直播电商并不轻松，不应照搬带货主播李佳琦的成功模式，“从一个挣快钱的行业跳到另一个挣快钱的行业”。比起带货，文章认为新东方更应考虑举办研学活动，或是以培训新农人和农民主播为切入点，推动职业教育发展。
与其说中国企业家的态度是“你杀不死我”，不如说是“无论如何要活下来”，哪怕是以一种不怎么优雅的姿态。在政策瞬息万变、重拳随时可能落下的大环境中，企业家们都做好了破釜沉舟、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准备。正因如此，中国民营经济才得以在几十年来蓬勃发展、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