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互联网企业裁员潮延烧

爱奇艺上市三年，亏损高达264亿元（人民币，下同，约56亿新元）。此次被裁的主要对象是薪酬较高的员工，而游戏中心等边缘部门几乎全员被裁。

最早在中国推出直播购物、在纽交所上市的电商蘑菇街也在去年传出技术部门裁员60％。

快手并不是裁员最狠的互联网企业。据新浪科技、搜狐科技等报道，拥有1亿多会员的长视频平台爱奇艺，正在进行该公司近年来最大规模的裁员。

不过，由资本和热钱推动的爆发式增长，正面对可持续性问题。虽然疫情带来在线需求在过去一年中增加，但这并没有转化成互联网企业的发展机会，而过度扩张造成部门冗余和巨大的人力成本，让互联网大厂难堪重负。

夏海龙受访时以中国两大外卖巨头美团和饿了么为例指出，这两个平台的核心商业模式依赖于大量劳动力，但无力承担高昂的社保费用等成本，一般都通过劳务派遣或灵活用工模式尽可能降低人力成本。

被裁前月入超过2万7000元的小艾说，她已经开始调整心态，改变过去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毕竟“再找到一份收入相近的工作，可能有些困难”。

过去几年来，夏海龙接手过多起互联网用工诉讼案子。在他看来，随着司法和政策的变动，中国一些互联网大厂未来将面临越来越大的人力成本压力。

不过，上海申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夏海龙则对一些互联网大厂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并不看好。

过去10多年，中国互联网企业在资本的推动下大规模扩张，不断推出新的业务板块。优厚的福利待遇，令大批大学毕业生趋之如骛，一些知名互联网平台因员工众多，如同大型工厂而被网民称之为“大厂”。

他说：“比如说，上游的房地产开发商可能现金流比较紧张，在互联网平台上投放的广告减少了，就导致互联网企业的收入端可能存在一些压力”。

互联网大厂裁员潮，叠加教育培训受挫、房地产行业遇冷、旅游消费行业因疫情一蹶不振，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形成压力，让中国高层感到了潜在的社会就业危机。

受访分析人士对中国互联网行业前景看法不一。中泰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杨畅认为，中国政府为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各个行业设置发展边界，把规则定得更清楚，“互联网行业有了既定的边界，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去年他领到的裁员任务是“30％”，也就是20人的团队要裁掉六人。至于裁员的标准，他说：“价值贡献、团队合作的融洽度都会评估，而最先考虑的是薪酬，裁掉一人可以再招两三个人。”

此外，近两年红遍全球的短视频平台TikTok的运营商字节跳动，自去年8月也因中国教育领域“双减”政策冲击旗下教育业务板块，裁掉数千名员工。

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作为民生之本的就业问题备受重视。

“谁能在互联网蹲一辈子呢？”虽然难掩低落情绪，但她也看清现实。

近一年时间，爱奇艺的股价暴跌85％，市值蒸发约1200亿元；快手股价也从417港元（约73新元）的历史高点跌到地板上，11个月里暴跌超过80％。

前快手员工小艾（化名，28岁）上月中旬突然成为中国短视频平台快手裁员大军中的一员。

新的经济环境和宏观政策下，好些近年来迅猛发展的行业，都将面对高光时刻一去不复返的现实，而在裁员寒冬中成为失业大军一员的人，也得找寻新的生活。

除了视频平台，去年趁着疫情东风四处扩张的阿里本地生活，也被曝新年伊始将开启一轮大幅裁员。

在官媒新华社发布的会议通稿中，八次提及“就业”；其中“灵活就业”更是首次在为隔年经济工作定调的高层会议中被提及。

他观察，最近几年互联网用工人数不断攀升，因工受伤事件频发，为保障平台送餐人权益，官方已出台相关政策。此外，也有法院判决，外卖平台应直接对不具备劳动关系的送餐人承担工伤赔偿责任。

据澎湃新闻报道，快手去年开始的裁员潮目前仍在持续，覆盖电商、国际化、商业化、游戏等多个业务部门，个别团队裁员比率达到30％。

去年，中国上市互联网企业的市值急转直下，连续多年位居全球最大市值上市公司前十位的腾讯、阿里，双双跌出全球十大上市公司行列。

资本退场、监管从严，中国互联网行业正上演“挤泡沫”。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快手团队负责人告诉《联合早报》：“去年三季度财务报表不好看，人力成本是很大一块支出。”。

小艾受访时叹气说，公司人事部告知裁员是“架构调整”，其实是因为自己在非核心业务板块，也不属于团队负责人的核心圈层。

对于这轮大裁员，杨畅说，互联网大厂裁员是遇到了经营上的困难。

去年年末中国互联网企业爆发的裁员潮持续延烧，包括快手、字节跳动、阿里巴巴等多家知名互联网企业，先后被曝裁员高达近千人。虽然近两年，中国互联网企业常在年底解雇员工，但最近一轮的裁员潮规模远超前几年。

从2020年底开始，中国官方重拳反垄断、打击资本无序扩张，加上经济增速放缓、广告投入量减少，游戏产业以及直播带货等受到官方严厉监管，也令互联网行业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

去年1月，以“短视频第一股”概念在香港启动IPO、招股环节即遭投资人疯抢的快手，近来频频传出裁员消息。

夏海龙认为，这些政策和司法层面的动向，以及用户权益意识的提升，未来都会给平台企业带来新的成本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