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政的首五年，中国在南中国海加大军事部署、与东南亚其他声索国摩擦不断。后五年中，中国在新疆、香港等问题上与西方国家针锋相对，毫不示弱地对美国的制裁采取对等回击；北京也与加拿大陷入“人质外交”纷争；在台海方面，在民进党政府的“台独”倾向日益明显、台美关系更为热络的同时，北京则加大对台军事威慑，迈向“以武防独”和“以武促统”。
科技和经济的脱钩，是中国未来面对的另一大挑战。时殷弘指出，继高科技领域后，脱钩也可能扩大到其他非高科技领域，中国将不得不依赖国内的经济和技术。“在国际极化政治和联盟政治中，越来越凸显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占有压倒性优势……中国在安全、经济、技术等领域，必须完全靠自己。”
未来五年，中国在外交上又将面对哪些挑战？
李明江说：“中国得出了一个核心结论，即现在整个国际局势有利于中国了……（北京）认为中国有这种基础，能跟西方国家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加大斗争力度。”
李明江也认同，中国与西方的意识形态鸿沟未缩小，结构性矛盾也不会消失，这将决定中国和很多西方国家的对立态势不会改变，中国也不可能主动调整，以更为柔软或灵活的方式应对。
李明江说，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是中国崛起的必然结果，但在“定于一尊”的政治氛围下，领导人的个性、行事风格和政治诉求，对这些转变起到了扩大效果。
在中国国内政治转向“定于一尊”的这10年，中国外交也告别数十年来的韬光养晦，开启以“斗争”为主旋律的新时代。
不过，关于“东升西降”的研判，一直存在争议。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在《当代美国评论》的专访中指出，近10年来，美国的国际地位相对于中国确实在下降，但对中国以外的国家而言并未明显下降；较之于以往的霸权国家，美国现有的各种优势使其不至于快速衰落。
学者：崛起和现代化 成败取决于中国内部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高级研究员唐安竹（Drew Thompson）受访时也分析，自信的“新时代”反映了习近平对中国的治理态度，而这种治理态度是“基于对中共安全及合法性所感到的威胁”。
中国的外交风格也随之发生转变，外交官员比以往更咄咄逼人，他们在西方社交媒体平台主动出击，抢占舆论阵地，捍卫中国立场。北京称之为“有所作为”，在国际媒体笔下是“战狼外交”。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时殷弘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也说：“同一个领袖将由他经久的信仰、信念，以及他的忠诚和意识形态决定总方向。”
多名受访学者认为，台湾问题将是最严峻的挑战之一。李明江分析，美国对台的支持政策趋势基本不可逆转，这意味着中国无法在该问题上有所调整，“类似佩洛西访台后那样的台海危机，随时可能发生”。
唐安竹也观察到，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与美国、欧洲和日本等最大贸易伙伴的关系下滑，全球舆论对中国的态度也恶化，这些趋势又会刺激北京以“中国制造2025”和“双循环”等经济政策进行自我孤立。“这会导致北京以敌对的眼光看待它与其他经济体的关系，进一步把中国与之前接受它加入国际体系的国际社会隔离开来。”
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政的10年，中国的外交风格也随之发生转变，外交官员比以往更咄咄逼人，他们在西方社交媒体平台主动出击，抢占舆论阵地，捍卫中国立场。北京称之为“有所作为”，在国际媒体笔下是“战狼外交”。学者指出，自信的“新时代”反映了习近平对中国的治理态度，而这种治理态度是“基于对中共安全及合法性所感到的威胁”。
学者：中国外交政策 不会从根本上改变
唐安竹说，习近平过去10年成功在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形塑了党的角色，消除了对中共合法性和持续执政的威胁和挑战。“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框架，中国的外交政策会延续当前激进（aggressive）的轨迹，与美国、欧洲、日本和其他南半球以外国家的关系不太可能改善。”
亮剑的同时，中国也在国际社会积极投射影响力。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习近平在做政治报告时称，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宣示在国际社会有所作为的决心。
中国加大影响力投射
北京试图告诉民众，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混乱相比，疫情下的中国井然有序、保障了人民的健康安全；中共领导人也说，“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
李明江也预见：“北京为了自己在台湾问题上的长远目标，会采取很多措施，以争取未来在某个时间点实现统一，这也会引起美国、日本等反弹。”
内部的政治环境的改变，要求北京在处理与西方国家的矛盾和冲突时不能示弱，甚至要争取占上风。李明江说：“我们几乎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外交这些年是受到中国内政的主导。”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李明江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分析，中国过去10年处理外交关系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在意识形态等问题上采取与西方国家对抗的姿态。“从前是‘打太极’、柔中带刚，现在是对抗式地正面回击，以斗争为主。”
他举例，中国近年来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高调批评西方制度的落后、失效和弊端，是意识形态领域中国敢于斗争的表现之一。
中国外长王毅今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座谈会”上总结，外交战线在过去10年“更加深刻领悟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勇于担当、敢于斗争的使命意识”。
他认为，习近平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一个意识形态框架上，这决定了中国如何看待与世界的关系，也决定中国如何展开外交。这当中包含中共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融合了马克思主义教条、列宁主义政治结构和中共提出的“中国特色”。
他指出，中共十八后，随着中国政治权力高度集中、领导人确立“核心”地位，中共也在意识形态、媒体宣传、公众舆论等方面加强控制，让国内政治出现“左转”的趋势；北京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其实是与国内政治环境相辅相成，形成逻辑自洽的关系。
习近平将在二十大后开始第三个任期。受访学者普遍认为，同一个领袖将在二十大后继续掌舵中国，中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外交政策。
他说，中国面对的外部整体形势，以及中国国内的挑战几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严峻，这样的情况下，轻易做出非常重大的调整，几乎是不可能。“假如变更性大于延续性，那么就很可能给中国这首巨船，增加新的惊涛骇浪。”
李明江也认为，“东升西降”的研判“有一厢情愿的成分”。
习近平在执政后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国际格局做出“东升西降”的研判。尤其在冠病疫情暴发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最初在应对疫情上治理失效，更让中国对自身的制度和治理充满自信。
中国在全球发展上加大投入，最具雄心的莫过于打出“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的组合拳；中国也试图在一些多边机制发力，在基础设施、气候变化、区域贸易等领域填补美国的空缺，力争塑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秩序。有着习近平明显个人烙印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论述，也在十九大被写入中共党章。
内部改变影响外交方向
2021年3月，中美在阿拉斯加举行拜登政府上台后首场高级别会晤，分管外事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在会谈中强硬发言，一句被中国媒体形容为“金句”的“中国人不吃这一套”，迅速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二十大后外交挑战 台湾问题最严峻
除了中国国力与国际形势变化这些外在因素外，习近平主政10年期间中国外交的变化，也带有浓厚的领导人个人色彩。
事实上，无论是在传统的人权、意识形态争议，还是在国家安全、领土争端、海洋权益等问题上，中国都比以往强硬。
过去10年，中国面对的外部形势急剧恶化。大国争霸外加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分歧，让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日益紧张。美国虽然声称不寻求冲突或与中国开启新冷战，但美国公开把中国定义为“对国际秩序最严峻的长期挑战”，并且把美中战略竞争，定义为民主与专制的对立。
外交政策与风格的调整，与中国自身经济、军事实力上升，以及对国际力量对比的判断密切相关。
拥鲜明领导人个人色彩 强硬外交将延续激进轨迹
美国华盛顿智库史汀生研究中心（Stimson Center）中国项目主任孙韵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中国的崛起是中国采取新的强硬外交政策的必要但不充分（insufficient）条件，而习近平的领导是必要和充分条件。”
中国官方学者苏晓晖当时点评，中美阿拉斯加会谈的火爆氛围，是中国“保持对美斗争来塑造中美关系的一个必然结果”。
李明江说，中国的崛起和现代化最终还是取决于国内，如果能把国内的事情做好，推行深层次改革，技术脱钩或地缘政治上的打压都很难阻挡中国的崛起。“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能不能有一个良性的发展空间、进步的环境，这才是最关键的。”
至于这些挑战是否会打乱中国崛起的进程？学者不讳言，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还是在内部。
拜登入主白宫后，华盛顿联手西方盟友共同制约中国，对华强硬也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成为政治正确。中国国内的政治环境改变，以及中国对香港问题、新疆问题与疫情的处理，也进一步扩大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导致西方对中国观感更负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