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以大带小抱团转型
他相信，当小企业逐步加强内生动力转型，有了海外订单的保障，再加上当地金融机构研究提供供应链融资等资金支撑及政策、税务的层层落地帮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将会更扎实推进。
对于传统中小微企业而言，考虑到成本、转化率等因素，不少企业对数字化转型抱持观望态度。
历经三年冠病大流行，“拼经济”成为中国各地开春热词。经济重镇广东大年初七召开“新春第一会”，更提出以“制造业当家”为高质量发展重心，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在会上提出，“要实现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是必由之路”。广东不可能继续拼土地、拼价格、拼劳动力，而是要扎扎实实抓好今年、抓好五年，再深耕10年、30年，必定能“再造一个新广东，再创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
广东提质制造业 探路“中国式现代化”
作为新能源汽车龙头企业，比亚迪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推进企业升级发展。
2022年，陈文奇还通过抖音海外版TikTok等直播平台拓展外销渠道，鼓励揭阳中小微企业“抱团再下南洋”，凭借爱拼的“甘榜精神”，把潮汕地区品质较好的产品推广到东南亚市场。
深圳市人大代表、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分析，广东制造业门类齐全，产业链与供应链较为完善，龙头企业发展迅速，大项目大企业与小项目小企业相互协同；此外，广东民营经济活跃，在新经济、新产业、新赛道上具备竞争力，吸引了众多创新人才，这些都是广东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优势。
陈文奇和团队2019年11月为揭阳一家本土品牌量身定做“数智工厂”，通过智能自动化生产技术降低能耗和人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机台产能后，创立聚鲶工业科技担任董事长，期以“共享工厂”的模式，摸索出一套适用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的新路。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王珺受访时分析，基础研究在全社会R&D中所占比重的增加，反映广东越来越重视原发性的技术创新，公共性的知识技术被提升至更重要的位置。
制造业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从研发经费投入来看，广东近年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不断提升，为科技创新提供支撑。
王珺说，“卡脖子”问题涉及到安全等因素，为推动技术研发，中国多地构建了以政府为主导型的新型研发机构，投资主体包括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等，在当前全球不确定因素增加、中国面临技术打压的情况下，这些新型研发机构可展开集体攻关，推进产学研合作与尖端科技合作，助力解决科技发展问题。
比亚迪品牌及公关处副总经理杜国忠受访时称，当前汽车行业处于大变革期，企业要有创新的技术、精准的战略、灵活的决策，并逐渐形成规模效应和品牌优势。
针对广东“缺芯”“少核”等产业链短板，广东已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将大力实施“强核、立柱、强链、优化布局、品质、培土”六大工程，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
王珺认为，面对转型压力的中小微企业可以产业链为牵引，利用数字化转型将自己绑在大企业的产业链上，与大客户建立联系，以此推动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郭万达指出，广东提出“制造业当家”，是基于自身的发展阶段需要。和40年前发展“三来一补”（ 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加工贸易相比，当前的广东制造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需要通过质的突破来推进现代化。
他并指出，广东企业擅长以需求为导向，借助全球资源推动自身创新力提升，在疫后逐步开放的环境中，更可加强全球行业企业间的互鉴互学，使得交流探讨、资源与数据获取的通道越来越畅通，谋求更多合作机会。
广东高质量发展特辑
他说，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广东开始了以珠三角为核心的转型升级。与一些发达国家路径不同的是，广东过去是在基础研究较薄弱的情况下，先通过市场需求和技术创新入手，再逐步带动基础创新；在转型过程中，广东不断摸索调整，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注重提升竞争力，如今同时发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形成齐头并进的局面。
据他观察，有的家庭小作坊虽有老师傅，却不谙数字化软件操作；有的小企业还没完成标准化精密生产就硬套轻量化工业软件，貌似转了型却不合身。
2018年，广东全省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支出的4.23%，2020年为5.87%，2022年上升至7.64%。广东省科技厅此前公布，到2025年，广东全省基础研究经费占总研发经费比重要达到10%，2030年达到13%。
广东还将培育20个战略性产业集群，包括10个战略性支柱产业和1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新一代电子信息、绿色石化、智能家电、先进材料、现代轻工纺织、软件与信息服务、现代农业与食品，以及汽车等八个万亿元（人民币，下同，1945亿新元）级别的产业集群。
总部位于深圳的中国电动汽车巨头比亚迪坚持自主研发，目前拥有约4万9000名研发人员，10大主要研发机构，2022年前三季度，研发费用投入达到108.7亿元。
补齐“制造业当家”短板
和传统生产经营模式相比，聚集散户抱团转型的中央工厂可降低25%的生产成本，质量提升15%，以每平方米产业提升2.2倍的优势与同行拉开差距。这类帮助小微企业节约成本、促进产业新旧动能转换的模式在东莞松山湖的精密零部件加工共享工厂、中山美居产业园的制衣类“共性工厂”等地，慢慢多起来。
郭万达指出，广东在高端制造业面临“缺芯少核”的“卡脖子”问题近年日益凸显，而补链强链关键要在研发方面下功夫，包括打造聚焦卡脖子关键核心的技术突破、整合行业科研力量的实验室，吸引更多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等。此外，还需在科研创新与成果转化、金融与实体经济融合等方面优化体制机制。
（本版由联合早报、GD Today联合推出）
《广东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2021年至2025年）”规划》提出，广东将瞄准产业技术制高点，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一批制约产业发展的“卡脖子”技术，同时大力推进产业链与创新链双向融合，努力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中共二十大报告确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下一阶段中心任务，而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路径。
他说，广东既有很多像美的、TCL、格力这样的行业标杆企业，也有数量庞大的中小散企业。大型企业往往具备数字化改造的能力，很多中小企业则对转型的投入与收效并不清晰、不敢轻易尝试，在这个过程中，更需要发挥大企业带动中小企业的作用。
从产业分布来看，广东的产业结构特点明显，电子信息产业是经济第一大支柱产业。2021年，广东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4.56万亿元，占全中国的32.3%，在智能终端、信息通信、集成电路设计等领域具有良好产业基础，具备领先优势，是中国最大电子信息产品生产制造基地。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数字化、智能化与网络化。王珺分析，广东电子信息产业近年的发展，为未来智能制造奠定了一定的技术基础与产业基础，可支撑广东在工业4.0浪潮中抓住机遇。
新发展格局下，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伴随着市场变化与竞争加剧，不仅对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出要求，生产模式、运营方式、成本控制等领域数字转型的紧迫性也随之增加，不同规模的企业亟需调适、跟上步伐。
这份“军令状”和去年12月中共广东省委十三届二次全会提出广东要突出“制造业当家”、高水平谋划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一脉相承。
他并指出，广东在电子信息产业也存在短板，过去主要以加工贸易为主，更多偏重于中下游，上游机器设备主要由国外引进，产业链并不完整，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不确定性增加之际，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将是下一步广东产业结构发展与调整的方向。
团队由此开发打造出一个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注塑中央工厂，让中小微企业带着自有设备托管入驻。这么一来，企业继续以自有品牌招商接单，生产和客户验厂则统筹共享，在中央工厂进行。
在中国改革开放第一省广东的深汕比亚迪汽车工业园一期厂区内，13条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生产线有条不紊地运行；与此同时，在300多公里外的广东揭阳聚鲶工业中央工厂内，新加坡人陈文奇和团队打造的自动化设备处理着来自当地中小微企业的订单，通过共享制造推动产业集群数字化发展。
广东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对各方推进攻克“卡脖子”问题提出了要求。
站在国家层面，广东作为制造业大省，也具有探路与样本意义。郭万达说，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目前已是国与国之间竞争的焦点，提升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保证产业链与供应链安全稳定的重要举措。考虑到很多中小企业受到疫情冲击，广东此时将制造业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层面来推进，也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推进经济复苏与民生改善。
历经三年冠病大流行，“拼经济”成为中国各地开春热词。经济重镇广东大年初七召开“新春第一会”，更提出以“制造业当家”为高质量发展重心，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