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曦指出，交通基础建设往往是以第一次大规模投资的边际效应最强，之后不断减弱。在高铁覆盖率很高的情况下再投资交通基建，并非以需求拉动投资，而是期望用投资创造需求，可能适得其反。
随着疫情对中国经济冲击减弱，陈波看好地方财政压力在今年得到缓解。他也认为中央政府不会坐视省级政府信用破产，可能通过几种方式救助，例如通过国有银行或投资机构认购地方债，以半市场化方式为地方输血。此外，中央财政可以直接拨款资助与民生发展相关的重大项目，帮地方政府节省资金还债，维持地方经济稳定。
这段话并非出自某家企业的告股东书，而是贵州省政府智库4月初发表的文章。官方自曝深陷债务危机的罕见举动，凸显化解债务风险已成为燃眉之急，也令中国持续攀升的地方债问题引发关注。
自曝还债困难的贵州，第一季偿还本金为零，偿还利息88亿元，同时还新增发债456亿元。
“不过，对于滥发债、滥投资等行为，中央政府一向保持警惕，也会要求地方政府和市场共担风险。”
楼继伟说，虽然城投公司不是政府部门，但出借方往往抱有“城投信仰”，认为当地政府不会让融资平台破产。地方政府也抱有“救助信仰”，认为中央不会让地方财政破产，最终会出手救助，导致政府隐性债务越滚越大。他认为，中央财政应坚持对地方隐性债务坚决不予救助的原则。
“受制于财力水平有限，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仅依靠自身能力已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统计显示，贵州省去年负债近1.25万亿元，债务总量排在全国第11位，但除以该省GDP（国内生产总值），负债率就高达61.9％，已超过60％的警戒线，仅次于负债率84.3％的青海。相比之下，去年负债率最低的三个省市，则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上海和江苏，均低于20％。
陆曦认为，这背后是央行通过放水，支持国有商业银行认购地方债，维持整体债市相对稳定和乐观的情绪。“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发债模式在多大程度上能带动其他投资者购买？如果效果甚微，发债对于经济的刺激作用非常有限，反而可能增加财政负担。”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发债规模名列前茅的是山东、广东、四川和江苏等省份，约有47.5％专项债投向交通运输、市政建设和产业园区基建等传统基建项目，显示基建仍是地方政府稳增长的主要抓手。
陈波进一步分析，经济发达省份债务违约风险较小，因为政府有发债信用，买方有投资兴趣。相比之下，像贵州这样欠发达的中西部省份，虽然债务总量不及发达地区，但由于偿债能力差，违约风险反倒更高。
中国财政部4月2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31个省区市共发行地方政府债券2.11万亿元（人民币，下同，4071亿新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约16％，也创下五年来新高。
中国前财政部长楼继伟今年1月在一场论坛上指出，截至2020年，市场预估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介于30万亿至50万亿元。
为吸引投资者认购，地方债券利差往往高于国债。但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陆曦观察到，在近两年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地方债票面利率仍持续走低，今年深圳地方债利差甚至降到和国债一样，但认购需求依然强劲。
与此同时，各地第一季连本带利共偿还6055亿元债务，还债规模不到新增债务的三分之一。3624亿元偿还本金中，逾九成都是通过发行再融资债券“借新债还旧债”。
除了账面上的显性债务，由城投公司等融资平台举借的隐性债务是地方财政面对的另一大风险。中共政治局4月底开会部署经济工作时，将“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严控新增隐性债务”列为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的任务之一。
隐性债务风险
中国各地财政预算报告显示，去年31个省市区中有22个财政收入同比下降，扣除增值税留抵退税这一政策性减收因素后，也有六个省份收入下降，多数省份财政收入增速显著放缓。房地产市场疲弱则导致地方另一重要收入来源——列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的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降。去年至少28个省份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减少。
（记者是《联合早报》上海特派员）
现任财长刘昆今年1月接受媒体访问时也强调，规范管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是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重要内容。他说，财政部将进一步打破政府兜底预期，推动形成政府和企业界限清晰、责任明确、风险可控的良性机制，促进财政可持续发展。
武汉光谷自贸研究院院长陈波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过去两年中央财政状况尚属健康，地方政府则面对较大债务压力。一方面是防疫开支大幅增加，一方面经济不景气导致投资回报降低，令地方财政两头受压。
贵州官方公开求救后，中国最大不良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宣布将组建50人金融专家团，重点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风险、助力国企改革、房地产纾困等方面与贵州开展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