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今年2月香港全面通关，启德游轮码头迎来了多艘游轮泊岸，可附近交通接驳配套不足，引起抵港的各地旅客怨声载道。我请教业界相关人士，他说码头的交通问题在疫情前一直为人诟病，但近年公民团体集体沉默，没人向当局反映这个问题，直至早前问题爆发，当局才匆忙“亡羊补牢”。
调查结果印证了《香港国安法》确实发挥了作用。越来越多港人对政治冷感，让港府可以专心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社会环境正逐渐走向稳定。但另一方面，随着疫情后香港各项社会活动纷纷复常，港人淡出参与社会事务的弊端也开始浮现出来。
我记得刚入行做记者跑香港新闻的时候，经常会被派去采访《施政报告》的请愿活动。这是因为大部分团体都会漫天叫价，提出一些不太现实的要求，报社刊登的版面不大。而且，大多数活动的组织者会提供详尽的新闻稿，这种采访任务对新人记者来说不太吃力。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港英殖民时期的香港人，由于政治地位低，大部分人对政治冷漠，平日只顾工作追求改善生活素质。直至97年回归后，港人终于当家作主，对政治的参与度才开始提高。
2003年50万港人上街大游行，触发更多人投身参与社会事务，更加热衷关注政府的政策。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中，港人的公民参与意识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
较早前，香港民意研究所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若三选一的话，50%港人对民生问题最关心，30%的民众声言经济问题才是他们最在意的题项，只有17%的市民选择关注政治议题。
香港特首李家超将在10月份发表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管治团队连月来马不停蹄地会见社会各界人士收集意见。单在过去两个星期，李家超就主持了逾10场现场及视讯会面的咨询会，听取不同人的看法。
再举一个例子：前几个月我去某个政府部门办理手续，由于没在网上取号，提前了大半小时到场等候。现场有十来个人也在排队等号，大部分是老人家。
过去四年，一场社会运动再加三年疫情，令香港元气大伤，发展举步维艰。一部《香港国安法》成功清除了反中乱港团体和人士，但也吓怕了部分港人对民生政策的参与。当局鼓励港人一起拼经济、拼发展的同时，也要想法子激发港人多点参与地区治理的热情。只有这样，香港才能更快的重新起飞。
按道理，政府各部门“同坐一条船”，彼此之间应该主动对接，加强协调，齐心服务市民。但当前的香港，公务员似乎都各家自扫门前雪，甚至互相推诿，没有意识要齐心解决市民的问题。
由于对社会的影响深远，大部分港人都高度关注《施政报告》的内容。以前，特首会亲自接见一些主要政党和团体，聆听他们对《施政报告》的诉求；也有一些团体会在《施政报告》公布前夕到政府总部请愿，要求新一份《施政报告》重视他们的权益。
李家超去年10月发表任内首份《施政报告》的时候，香港疫情仍未过去。由于限聚令的缘故，甚少团体上街表达对《施政报告》的看法。今年香港全面复常，可社会的反应依然一般。我随机询问了身边一些朋友，大多数人都说不知道港府已开始进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也没兴趣表达意见。我在《施政报告》的脸书专页浏览了一下，发现也只有1000多人追踪。
队伍的旁边有数排座位。有老人家询问在场保安可不可以走过去坐下来休息一会。保安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加以拒绝，说要根据先到先得的方式派发号码，“你们有不满，可以向政府投诉，不要问我”。在场人士无语。
香港特首的《施政报告》，等于中国大陆政府每年公布的年度政府报告。香港立法会放完暑假在10月复会后，特首就会赴立法会发表一年一度的《施政报告》，借此向市民解释施政理念，以及详细交代政府在各政策范畴的愿景和措施。
启德游轮码头这起风波，只是近两三年香港人对政治日趋冷漠的一个例子。最近一段日子，香港连日下雨，我上星期路过尖沙咀地铁站，发现一条隧道地面湿滑，路人稍不小心很容易滑倒，但竟然没有工作人员到场清理，路过的行人也爱理不理。大家似乎对身边的公众议题相当冷漠。
可惜港人对政治严重误判，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香港国安法》三年前实施至今，香港政局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逾万人因示威被捕，数以10万计港人流散海外。很多香港人纷纷噤声，远离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