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如果我亲自送这一单，其他单子就会被延误。时间就是金钱，我们很多都是为了冲单，拿到更高等级奖励，用代送员就是花小钱赚大钱。”
到大楼送外卖的骑手熟练地将外卖递给她们，转告订单楼层和门牌号，扫描她们挂在脖子上的收款二维码付款后，继续下一单外卖派送任务。
“赛格……赛格……高楼的，马上上去。”
黄秀梅感叹，由于竞争变得更激烈，就连代送员这行也变得“内卷”，出现僧多粥少的情况，导致近一年收入大幅下降。
代送服务解决了骑手配送效率的问题，但代送员送错订单、晚送的问题时有发生。张晓东感叹，一旦发生此类纠纷，责任就落在骑手身上，必须向顾客作出赔偿。
代送阿姨在外卖袋上写下派送信息，确认2元（人民币，下同，约0.4新元）代送费进账。这番操作重复几次后，订单凑足了，她们就健步如飞走进大厦，开始派送外卖。
黄秀梅对网上的传言不屑一顾，称她们只是为了讨生活。她为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中午的饭点最多只能接30个单，一个月下来也不过是一两千元，“哪来的月入过万”。
网络上流传，像黄秀梅这样的代送员虽不懂半点科技，却能在中国最大电子批发零售中心华强北创造财富，是深圳这座“搞钱之都”的典范。有人甚至称，这些“月入过万”的阿姨已成为深圳的都市传奇。
另一名外卖骑手张晓东说：“如果可以直接把外卖送到外卖柜，我们开心都来不及，但问题是顾客要提前注明。大多数顾客就是不想下楼才点外卖，如果需要下楼取餐，还不如外食。”
对大厦结构了如指掌的黄秀梅可在半小时内派送20个订单。
李现亮说：“理论上说，骑手可以向代送员追偿。但配送物品通常都不太值钱，他们可能会私下解决，或者不予追偿，不至于用司法途径解决。”
为方便骑手和食客在高峰时段送餐取餐，许多外卖平台都会和大厦物业洽谈，在大楼底层安装外卖柜。在赛格广场，也有一排有一百多个隔间的外卖柜，但使用率并不高。
代送员有偿替外卖骑手完成送外卖的“最后一里路”，是深圳一些商业区出现的新现象。代送员中有不少是兼职者。来自湖南的黄秀梅（化名）是一名家政保洁阿姨，她每到空档期，就会到赛格广场当代送员赚外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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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在没有得到顾客授权的情况下，骑手擅自将外卖转交给代送员代送，是违背和顾客之间的配送协议。如果外卖丢失了，商家、平台和骑手都必须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尤其是骑手。
河北时代经典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现亮受访时指出，这些代送服务在本质上和驿站没什么区别，只不过相对于驿站，他们是流动的，而且没有营业执照。
她告诉《联合早报》，代送员的功能是解决外卖骑手等电梯时间过长、找不到派送目的地等问题。
外卖骑手赵雷受访时说，像赛格广场这类高楼的电梯等待时间太久，要把外卖送上门至少要花20分钟。
她说：“受大环境影响，很多人不是失业，就是降薪。这里基本没有门槛，谁都可以来赚外快，去年最多的时候同时有五六十人，有时还有年轻人跟我们抢生意。”
赛格广场是华强北一座71层高的大楼，有3000多个单位，大楼内部结构复杂。在繁忙的午餐时段，电梯的等候时间至少五分钟；从楼顶乘电梯下楼，加上各楼层乘客上下电梯的停顿时间，至少需要15分钟。
深圳华强北赛格广场底层，每到中午饭点时间，数十名“代送阿姨”就会聚集在那里招揽生意，有偿代替外卖骑手送外卖。
对消费者而言，李现亮建议，如果遇到外卖纠纷，最直接的处理方式是找商家或平台，因为对方必须承担保证外卖送到顾客手中的主要责任。
这类有偿代送服务在深圳许多办公大楼都有。对于代送员会分走一部分配送费，大部分受访外卖骑手都表示，这是折衷的办法，因为如果派送过程被延误，实际收入就会下降。
外卖骑手每份订单的配送费从4元到7元不等，视距离远近而定。
她自信地说：“我们在接订单时就开始把派单的路线想好，从最高层开始往下送。我们（代送员）也会私下交换订单，让派送工作简单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