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台北》可在大众书局买到）
张大春写道：“我们四个彼此牵连的赌鬼在那一两年里（或许两三年间），渐渐地只是在场中擦身而过的时候微笑打招呼，居然成了点头之交。因为各顾各的，还就是不同赌盘赌具上的叮叮当当、铮铮琮琮和稀里哗啦而已。”
读《我的老台北》，从张大春的个人回忆，可以读到七八十年代台北的人文景观，以及台北作为一座城市这些年的沧桑变化，例如在《麦田咖啡，安和路，还有那些刚起步的人》一文里，张大春写安和路上的麦田咖啡馆，当时的麦田咖啡馆有詹宏志、陈雨航、陈正益、吴正忠、李寿全、罗大佑、陈栩椿、王克捷、苏拾平等股东，这群人都是后来大家耳熟能详的，他们当时不过30出头，有的在出版社，有的在报社，有的在唱片公司工作，他们有的是编辑、美工、音乐制作人，都没把麦田当正业来办。
名人的“赌徒生涯”
多年以后，张大春和高信疆在北京重逢忆当年，高信疆透露“赔进去一百多万，早就不敢再玩了。”张大春则说自己“偷偷算过一本账，我大概砸了二三十万进去。”最厉害的是劳思光，前后玩了两年，居然不输不赢，全身而退。他们的“结论”是，劳思光“毕竟是哲学家。”
主持《中晚》文学副刊
文章回忆起当年办《中时晚报》的情形，包括如何游说名画家郑问协助打造版面美学，张大春写道：“郑问是一位杰出的画家，我其实并不知道他究竟会不会设计版面。但是很快地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那个人如果不是普通会画，而是那么会画，那么他一定也会搞版面。”
读《我的老台北》，特别读得津津有味的是这一篇：《我们的赌徒生涯》，张大春写了东丰街上的地下赌场。历史小说家高阳当时任职《联合报》主笔，住在台北东区。张大春与高阳“吃饭喝酒，还有不吃饭但是喝酒，以及喝酒又喝酒，也都是在东区。”张大春与高阳的交往，通常是高阳一个电话打来，一句话问他：“什么时候进城啊？”这就算邀约了，他的答复也总是：“现在出门。”
台湾作家张大春回忆前半生，出版新书《我的老台北》（新经典文化）。张大春在新作开宗明义说：“我的老台北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坐标，它就在那儿……”
更有趣的是，张大春又写 道，高信疆甚至还带了哲学家， 也是《中国哲学史》作者劳思光到他们共同的“洞天福地”成为 新战友。张大春形容：“劳思 光是个心思活泼、感知敏锐、 气质灵动的人。”劳思光告诉他：他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吃角子老虎，也绝不碰什么坦克车水果盘，因为“那些赌戏没有格调。”
这篇文章引人入胜的是，张大春不但追忆了自己在高阳领路下，首次进入赌博电玩店，还记下当时另两个文化名人：媒体人高信疆与哲学家劳思光的“赌徒生涯”。他忆述了自己在一栋宏伟摩登的大酒店碧富邑，巧遇当时《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高信疆，看到高信疆正在一张看似茶几的电玩机台打水果盘。那一天，他告诉高信疆：我知道还有个地方也有水果盘可打，而且不会像碧富邑这样，过路的人人都看得见，也人人都认得清。于是高信疆在张大春带路下，迷上了高阳“发掘的这一方洞天福地”。
张大春也在《我的老台北》提及《中时晚报》初创的经过，那是1987年秋天的一个午后，高信疆约他在当时开始号称“东区”的一家酒馆见面。见面第一句话，高信疆说：“我们来办一份报纸吧？”高信疆约张大春谈，是希望他能主持这份新报纸的文学副刊，也就是几个月以后问世的《中时晚报》。
在台湾作家张大春眼中，台北没有固定的时间坐标，其新作《我的老台北》收录了20篇散文，惦忆老台北的人与事，从中反映了七八十年代台北的人文景观。
张大春回忆当时的台北：“相较于整整七年前我离开高公麾下的昔日，进入80年代后期的台北有着明显的不同，人们浮躁地盯看着股市指数冲向台北的制高点，听着也说着财富重分配到别人口袋里的神话，而所谓‘台北神话’，正是我和高公约会的酒馆的名字。”
出入麦田咖啡馆的名人
但郑问终究没有在《中时晚报》挨太久，而且“很可能是中时晚报第一个离职的员工”。离职的原因是：他不能为了一份养家的薪水而放弃画画。
“高阳拣了副相邻两个空位的机器坐下，指指他左边的空位，示意我坐，他则从香港衫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两张千元钞，让穿呢子坎肩的侍者给换了两篮代币，接着跟我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啊！”张大春说：“毫不夸张地说：那是我成为赌徒的第一个晚上。”
《我的老台北》收20篇散文，张大春回忆他心目中老台北的人与事，写麦田咖啡馆，地下室赌场，辽宁街116巷的三轮车和公共电话亭旁，再春游泳池等，文章里有作者个人和家人，也有朋友和同事，以及曾经在台北这座城市生活的人。
有趣的是，张大春写道：“对我而言，最不计较的一个经验是潘越云的一首歌：《一片海洋》，几瓶啤酒下肚，我只写出开头两段，就得回营点名去了。只好用图钉把草稿钉在公告栏上，写明‘李宗盛收’。不知道多久以后，发现这首歌竟然已经问世，两段歌词，后面是一连串的‘啊！一片海洋’很好听——即使我的故事根本还没开始说呢。”
那年的麦田咖啡馆，往来的还有不少日后30年来台湾艺文界的红人：张艾嘉的《忙与盲》专辑是在这里谈出来的，女作家袁琼琼曾在那里“激烈争论现代女性生活与情感”，还有当时刚得了《时报小说》首奖，后来长期投身工人运动的吴永毅和张大春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