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影红梨记》从舞台（57年）到电影（59年）到这次在香港文化中心的再演，策划者也曾是首演者的白雪仙，在唐涤生冥寿百岁（他生于1917年）之际，总结了原创者改写剧本的心愿，并且终于能够，让它在舞台上亮丽重来一次。虽然这仿佛迟了好几十年，虽然白雪仙也明白，在8月底戏落幕后瞬即又逝。可是她的视野、恒心和执着，教人感动，且对她加倍地肃然起敬。
非遗的一次再生
可是黑暗中观剧，奇异感觉降临的那一刻我来不及告诉他：当梅雪诗扮演的谢素秋移步窥探酒后沉睡、陈宝珠反串的赵汝州时，舞台布景和古代服装纵然鲜艳华丽照耀在灯光下，我脑子里不知不觉自动浮现的，却是个黑白的场面，眼前人物还要是任剑辉与白雪仙。似曾相识的déjà vu强烈之感，在最后一场气氛热闹众星齐聚的“大团圆”，又波涛汹涌般拍进脑岸——星洲童年故居的下午，黑白电视屏幕播放着这出戏的电影版本。沉睡的记忆，原来一直完好无恙隐藏在脑子里，并未随时间湮灭。除任白二人犹历历在目，还有大老倌梁醒波、靓次伯，他们独一无二的唱腔骤然又回响于耳边。
离港那天在机场便利店随手买了本《明周》，机上翻阅到有关首晚演出的赞美报道，少不了还穿插了几则花边新闻：演小生的陈宝珠“因坐骨神经痛致脚部不适，演出时又会有跪地的场面，所以在下午做完针灸才装身预备演出”，花旦梅雪诗也“有轻微感冒……有点儿咳嗽”，方明白前一晚的演出她显然在“假戏真做”，当场抹的是真鼻水。我掩页时暗忖，她俩年纪少算也应该有70开外（任剑辉妹妹任冰儿也90多岁了吧），厚妆在台上三个半小时又唱又做实在不易为也。如此为戏曲的传承而忘我落力演出，实在已经远远超越过乐业精神。
（本文小标为编者所加）
我已有好一阵子没到香港。这次因为公事赴港数天，凑巧遇上任白戏宝《蝶影红梨记》翻新作盛大演出。戏曲，对我这门外汉而言，肯定是雾里看花，挂一漏万。粤剧，因为童年时耳濡目染，像我这样年纪的坡仔（港人给我们的亲切俗称，以现在年纪该称为“坡佬”甚至“坡伯”了矣），大多还能哼一两句，尤其耳熟能详的《帝女花》和《紫钗记》。好心的朋友在最后一分钟还得以寻获一张戏票给我，冥冥中仿佛千里迢迢特赶来与它相会。剧场中朋友关心地问：你熟悉这戏目？听得懂粤语的对白么（仅唱词的部分有字幕）？尴尬的答案是：不太记得也。还好，靠猜。
据记录，《蝶影红梨记》初次完稿于1957年，距今正好一甲子。电影版在1959年开拍，曾经过剧作家唐涤生的修饰，使情节更合理细部更臻完美。唐涤生真是个奇才，在忙乱、商业味浓的旧香港，为任白“仙凤鸣”剧团编写的粤剧无不脍炙人口，其中一些曲调连小孩儿也能朗朗上口。文词高雅却又能普及大众，诚属难能可贵。可惜唐涤生短命，等不及电影版的《蝶影红梨记》上映，在开映的前一天便与世长辞了。
《蝶影红梨记》的再现，促人思考及另个课题：50至70年代的香港，生活虽仅属基本，但文化活力四射，其影响力无远弗届。星洲（港人给狮城的昵称）与香港，在那年代似乎比当今还要关系密切。电影、书籍、流行歌曲、中文杂志在星马无不街巷通行。小思近编的两册《香港文化众声道》，让我们再次“看见香港”，和当年我们都仰慕的香港文化（包括同样重要的次文化）。曾几何时，因政治（如新加坡80年代开始强执的“去方言”政策，如香港回归20年，忙于应对和适应）与其他种种因素，星洲与香港这对“双城记”，业已各自渐行渐远。
新版美丽的《蝶影红梨记》制作严谨，筹备工作细密，报章和演出的场刊已经有详尽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它令我亲身目睹见证到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次再生，将既往的一段时光倒流回来。我们搞建筑的，习惯对建筑文化遗产卷起袖子就做。对要保留的古物引经据典，古建筑风格属哪个朝代，纸上策划搬砖移石，而后照原屋粉墙刷漆，哪条横梁该回归哪个位置……相较起《蝶影红梨记》的要将意念中理想的戏曲再现，实物实体的建筑安排甚至重建，着实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