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新加坡之行最让我难忘的，是在牛车水参观新加坡原貌馆，这里真实还原了早期移民的生活图景，低矮的裁缝铺中悬挂着旧的花布，拥挤的学徒间似乎还弥漫着浓浓的汗味，车夫和木匠的小屋的席子上，堆卷着破败的铺盖和似乎刚用过的蒲扇——那个世纪的风，可曾因这蒲扇而一去不归？厨房粗糙的灰泥墙上，挂着出土文物似的铁锅、笸箩、笊篱，灶台上的炊具也都尘垢满面，几百年不用的模样，只有肮脏的洗手池里，堆着碗盆，仿佛谁刚用过饭，还没来得及清洗。在复原的这些做苦工和手工匠人的住屋里，桌子椅子，柜子箱子，镜子梳子，茶壶灯盏、衣裳鞋袜、暖水瓶电风扇，山水挂画和镜框镶着的老照片，甚至拖鞋和雨伞，一应俱全，再加上音响制造的那个年代的市井之音，使原貌馆充满了艰辛又朴素的生活气息。可有一间复原的小屋黑魆魆的，不着一物，探头一望，窄床上是一个枯瘦的老妇的造像，鬼一样恐怖，有游人说这是问米婆，送死者上路的灵婆。我缩回头来，看了看门侧的标示牌，原来这里复原的是死人巷的情景。硕莪巷是新加坡早期的死人街，处理丧葬事宜之地，而这间阴森黑屋，称为“大难馆”。因为有一种迷信的说法，认为人死在家里不吉利，所以大难馆应“死”而生，出现在硕莪巷，也就是死人街上。那些行将就木的人，会被送到大难馆等死，这里是看生命之花凋零，收纳人最后一口气的地方。
中国作家
郁达夫在有生之年，几乎每到九一八这个令中国人耻辱的日子，都会发檄文声讨侵略者。他的母亲在日军攻陷富阳后，躲在夹墙中被活活饿死，身在福州的郁达夫在母亲灵堂起誓：“此仇必报”。而他和母亲，死因又是那么惊人的相似！日军攻打新加坡时，郁达夫乘快艇撤退到印度尼西亚群岛，化名赵廉，开办酒厂，因为无意间暴露了自己通晓日语，被迫做过日本宪兵分队的翻译，他也因之保护了不少爱国志士。郁达夫生命的终点是在苏门答腊，按照他的挚友胡愈之先生的分析和后来一些历史资料的解密，他死于日本宪兵之手。那时抗战已经胜利，他喋血于和平开始的时刻，可见和平的黎明，摆脱不了血腥。而他的遗体，至今没有下落，所以坊间关于郁达夫之死的演绎，也不乏恶意揣测者。郁达夫灵魂有知，岂不呜咽！他的小说《薄奠》写了一个人力车夫的惨死，结局尚有一辆纸车的焚烧，来偿付人力车夫最卑微的底层梦想，而郁达夫永别于世界的那一天，却连这样的薄奠也不曾拥有！
（文接12月24日本版文章）
我站在硕莪馆的那个瞬间，联想起郁达夫的结局。
他没有死在一个受难似的肮脏狭小的馆内，也是他的幸运吧。
（本文小标为编者所加）
郁达夫在现实世界中，既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文人，也是一个率性多情的骑士，只要他中意的草原，不管领地属谁，都会冲破藩篱，策马纵情驰骋。这固然可以看出他天性的自由，但也从另一侧面看出他的自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已成为他诗作中的名句，人们对其中的“美人”，意有多解，但我更愿意将它理解为单纯的美人。郁达夫因热恋王映霞而抛弃结发妻子孙荃，孙荃自此诵经念佛，戒荤茹素，郁达夫等于践踏了一个无辜女人的青春和幸福。尽管郁达夫其后在经济上对孙荃仍有周济，但孙荃对婚姻的失望，可想而知。她的遭遇也令人想起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这两位旧式妇女的性情和遭遇，惊人相似。她们忠贞不二，有着超常的忍耐力和大慈悲，只不过命运让她们上错了船。我这样说，并没有在道德层面，苛责那个时代受父母之命缔结姻缘而勇于解散的人。因为在人性层面，真爱是无罪的。但郁达夫的一生，不善于维系爱，也不会受困于爱，他几度婚姻，明明暗暗的情人不断，还是妓院中风雅的来客。他意气用事，读他杂文时，遇到他形形色色的郁达夫启示，我会暗笑。他也终因《大公报》上向王映霞发难的那则著名启事，将他人性中的弱点，一览无余地呈现给世人。这类启事，当然不如他写给沈从文的那封《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令人动容和称道。但可看出，郁达夫是性情中人，他忧国忧民，愤世嫉俗，但儿女情长的不悦，也会令他拍案而起。一个不掩饰弱点的人，无疑是真文人。
通读郁达夫小说的人，不须特别留意，就会在其中发现他小说的几要素：性，酒，病，女人，而其背景又多放在夜和雪中。在他堪称上品的几部小说中，“病”又成为叙述的不二助推器，如《微雪的早晨》中的“精神异常”的朱君，《迷羊》中在A城养病的“我”，《杨梅烧酒》中病后初愈的“我”与故人在湖滨小馆的夜谈；《马缨花开的时候》中的养病楼，《东梓关》中为治疗吐血病而寻访名医徐竹元的文朴，《沉沦》中患了忧郁症的主人公，甚至《春风沉醉的晚上》，人物也摆脱不了病的缠绕。而这“病”大都因“情”而生，大到国家之情，小到儿女私情。郁达夫是个善于写情的人，当然这其中不可避免地触及到“性”，所以有人说他的小说是性小说。我以为这低看了他作品的文学价值，因为在写“情”的时候，郁达夫从未降低他作品的趣味和审美性。而他笔下因情而生的女人，莫不惹人怜爱和同情，《迷羊》里的江湖名伶谢月英，《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纸烟厂的女工，《迟桂花》里的莲儿，《微雪的早晨》中的惠英，《蜃楼》里的黑衣少妇等等。而郁达夫在写情时，除了男女之爱，也敢于书写隐秘的情感潜流，探讨同性之爱，比如《她是一个弱女子》和《茫茫夜》。
郁达夫通晓五国语言，古典文学功底深厚，东西方文化在他艺术世界的自然碰撞与融合，使他的作品气质非凡，足以奠定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我喜欢郁达夫的小说，因为在虚构的世界中，他的主人公不戴镣铐，在人生之路上且歌且舞，敢于倾吐人性的苦闷，将哀婉缠绵和感伤之气推向极致。《迟桂花》这类小说，是郁达夫作品中，鲜见地体现人性明媚的作品。他更多的小说，则是在人性幽暗的隧道穿行——病痛与爱恋，百转千回地交集；生命的欢歌，总在死神的阴影中低回。
我站在硕莪馆的那个瞬间，联想起郁达夫的结局。他没有死在一个受难似的肮脏狭小的馆内，也是他的幸运吧。七尺之躯的男儿，岂能容生命在这逼仄阴暗之处谢幕？倘若他真的喋血于丛林，他在与这世界作别时，不知是晨曦渐起还是落霞满天的时刻？至少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认清了刽子手的嘴脸，战争的残酷和世情的险恶，他走得坦坦荡荡，明明白白。不可阻挡的风儿，会轻抚他的脸颊，为他做安息日的整容。而他的遗骸，会在大自然赐予的无边的硕莪馆中，遥听他生命源头富春江的水声，安详地随时光流传，褪掉血肉的袈裟，只剩一副清白的骨架，交付明月海涛，给这灾难深重的大地，烙印一个不可磨灭的生命框架。
让我再回到5月的新加坡之行吧，在弥足珍贵的一周时间里，我去滨海湾花园观赏温室中的奇花异草，去圣淘沙的海边踏浪，去亚洲文明博物馆看中世纪的佛的造像，去美术馆看徐悲鸿那幅著名的画作《放下你的鞭子》——王莹当年在新加坡的街头，就是这样做抗日宣传的，而她的结局令人唏嘘。每至夜晚，我会沿着新加坡河散步，河畔酒吧街和克拉码头的霓虹格外绚烂，那浓重的光影倒映在河中，仿佛给这条河倾注了油彩，流也流不动的样子。河畔的花树太过繁茂，总让我疑心是假的。直到夜风起来，各色花瓣脱落，它们像一只只可爱的小耳朵，要来大地谛听什么秘密似的，我才确信那些花树是大自然的骄子。
善于写情的人
郁达夫大约知道这个世界再神圣的牌位，终将有被弃置角落的一天，所以他从不以神的面目示人。他的短篇《在寒风里》，透过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分家的故事，入木三分地写出在财产和利益面前，道德的崩塌，亲情的沦丧。人们在争夺家产过程中，原先被端正挂在厅堂的祖宗神堂，竟被扔在废物堆中，无人认领。最终男主人公约了家中的长工长生，乘列车将这神堂背到上海去，这也成了他分到的唯一财产。郁达夫在描述长生背着神堂上车时，有这样一段极其精彩的描写：“因为他背上背了那红木的神堂，走路不大方便，而他自己又仿佛是在背着活的人在背上似的，生怕被人挤了，致这神堂要受一点委屈”，读之令人动容，却原来神堂在一个非本族的仆人眼里，仍具压迫力和生命力，而它在本该对它顶礼膜拜的子孙眼中，连木偶都不是了。郁达夫洞见了神的沦落，笃定要做一个热血的人。他的确这样做了。
笃定要做一个热血的人
硕莪其实是一种可爱的棕榈树，又叫西谷椰子树，据说它寿命很短，不足20年，而且一生只开一次花儿，开花不久便死。它的树干淀粉沉积，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西米”，我们喝的珍珠般的西米露，就由这种淀粉加工而来，所以也有人称此树为“米树”，它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干粮袋。谁能想到这种慷慨的树，这美丽的名字，会与死亡枝缠叶绕？
站在硕莪馆想起郁达夫
郁达夫有他个人的性格弱点和人格局限，但他是不吝惜剖析自己的，他的作品多用第一人称，男主人公也多为落魄文人，他们爱欲中的挣扎，抑郁中的眼泪，被他写得出神入化。他钟爱自然，富春江和西湖常是他作品的底衬。10年留学日本使他深受其文化影响，他的思想现代，而他作品的语言风格偏于古典，这使他的作品充满了张力之美。他是一个充满了正义感的人，读到他小说中发出的满含着忧国之情的一声声喟叹，你可能会以为它破坏了小说的和谐，但在一个雀无声息的时代，这样的喟叹是智者和勇者的心音，铿锵有力。无论研究者将他的成就归于创造社还是他短暂涉足的左联，也无论我们怎样不喜欢他性格中的个别东西，他都是一个把自己完全暴露在阳光下的大写的人，领受灿烂的同时，必将也遭遇拂面的尘埃。鲁迅对他的评价“白者嫌其已赤，赤者嫌其太白”，极为传神，至今仍是对我们这个纷争龃龉、缺乏包容、创造贫弱的浮躁文坛的犀利注解。在一个有病难言和无病呻吟的历史时期，郁达夫笔下的病与痛，无疑深具现实意义和艺术光辉。他作品的颓废和伤感，与逢迎阿臾之气背道而驰，他没有成为一个腔调的文学的俘虏，为后世作家竖立了可贵的人性书写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