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明恭以自己经验总结：第一本书《我还在梦的斜坡上奔跑》卖得比第二本《光海迷航》好，主要是出第一本书时精力充沛。
他说：“除了对于文学的定义须在不同的社会现实脉络中不断重新思考论辩。还有，文学究竟与其他媒介有什么不同，如何找到文学的独特性质与精神，使文学具有吸引读者的不可取代的特质。”
为什么要寻人？
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柯思仁认为，“读者缺席”的现象是“文学”面临的普遍挑战，也与传统媒介受众流失的问题有关。另须思考的是“文学”的定义，他反问：网络小说、面簿上的文字属于文学吗？如果是，读者可说一点也没有缺席。
医生作家黄明恭（廷江）认为，读者可遇不可求，写作人应放远目光，也许知音会在十几二十年后出现。行医多年，他注意到一些医生朋友正积极补习华语华文，因为许多国内外病人都爱以华语沟通。世界局势在变，华语华文未来地位自然不同。
他说：“作为出版人，我的经验是，作者积极参与推书的文学出版，成绩往往会比作者躲在幕后等着读者买书好。如果作者愿意到校园打书，和学生分享创作，那么文学书籍便有机会再版。作者也可以针对性的，根据读者范围推广。最近好些作者愿意在网络社交媒体上亮相推书，相信这会逐渐普遍。我觉得这是好现象。”
林得楠也认为作者应该因应时代变迁，走到“台前”与出版社一起打书。网络时代，社交媒体是极好的机遇，作者不应该舍弃机会。
说到底，文字创作的生态圈，哪个环节都不可或缺，这次我们借《2016年文字现象》发布，邀请主编柯思仁与书中三作者林得楠、黄明恭、陈维彪对谈，题目就叫：“寻人启事：读者缺席，出版继续？”
黄明恭则认为，现身打书是必要的，不亲自打书，新书很快就滞销。
作家协会会长、玲子传媒社长、诗人林得楠则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个问题：首先“读者缺席”的危机并非杞人忧天，重要的是如何争取非传统读者。
诗人陈维彪也同意本地读者确实不多，更可惜的是，读者一般不会直接针对作品反馈。他感叹本地缺乏健康的评论生态，不过作品不怕没知音，他曾收到一些素未谋面的念英文文学文友捎来简讯，要翻译他的作品，让他倍感欣慰。
认识多一点人性
作者“打书”的挑战
找读者吗？还是作者？那出版商、书店抑或传媒呢？
热身题目从新华文学读者缺席谈起。
他说：“网络阅读也是阅读，读书的读者减少，但随机的网络阅读率却增加。新华作者在网络发表一首好诗的阅读率，甚至可以超过他出版的新诗集中那首诗的阅读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新华文学的定义是什么？我们是否该减轻新华文学的包袱，让它不要那么沉重？”
言下之意，文字文学在影视文学、绘画、音乐等形式的竞争下，到底有什么是不可取代的，这也是文学生态圈里的每个人应当仔细思索的。
这次对四位主讲人的访问，先从写作者与读者着手，呼朋唤友，座谈会时再一起切磋想法。
重新思考文学的定义
陈维彪也是中学华文教师，他认为文学课必须配合读书会或其他推广文学的活动，才能让更多人了解新华文学之美。
他也说：“打书很耗体力，而且是一门艺术。要作家在两门艺术精益求精，很累人。我想作家应该先做好写作的工作。”
对于培养读者，他的建议是：“希望文学课在初级学院和大学里会成为重要选修科目，无论医科或法律系，或主修其他科目，文学都会帮助他们陶冶性情，了解人性。文学作品描述的是人性，每个人都必须对人性多一点认识，才会有同理心，与周遭的人建立起更好的人际关系。”
四位作家的热身，带出不同的看法和新的问题。他们将在5月31日作更进一步的探讨。《2016年文字现象》将在座谈会之前正式发布。
既然“文学”与“媒介”都面对挑战，那作者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作品出版后，作者应否现身“打书”？
陈维彪说：“如果可以选，我宁可不要，我不是很喜欢谈自己作品。诗美在它的神秘感，像魔术的密语。要我说自己的创作心路，像魔术师分析刚才如何把兔子从帽子拉起来。可是要发布诗集，不谈诗，却又隔靴搔痒，对不起出席的朋友。很纠结。”
柯思仁的看法则是：“作者是一个隐秘的身份，打书是一个公开的身份。在市场主导的当下（这是现实，但是否应该如此，是另一个可争辩的课题），两种身份不像过去，可以明确区分。如果真要打书，不妨参考行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