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贝雷帽何时成为画家帽？圆形无沿软帽的贝雷帽由来已久，羊毛毡材质，可向内折叠的，出现于中世纪法国与西班牙交界的巴斯克地区，最初为农民和牧羊人御寒的实用物，但到了15世纪却深受西方上流社会青睐，从弗朗索瓦一世到亨利八世，绅士贵族开始佩戴，接近宫廷的艺术家和神职人员也跟风戴起贝雷帽。
本地艺文圈不久前热议《海峡时报》读者调查结果：疫情期间，艺术家是非必要（non-essential）行业榜首，并在社媒上尽情调侃报道插图中戴贝雷帽（beret）与留八字须的艺术家的典型形象。贝雷帽怎样戴得好看，有型有款，所谓美感这回事，不就属于艺术范畴？戴得不好，眼睛受罪。
在日本，与贝雷帽不离身，形象鲜明的艺术家要数漫画家手塚治虫，乃其自画像必要装饰物，也成为画家的“本体”。手塚忙了一天后有倒立舒展身体的习惯，这时贝雷帽也不会摘下的。共事的漫画编辑忆述，手塚小憩醒来后发现贝雷帽不知滚落到哪里去了，大喊“找不到帽子我就画不下去了！”手塚夫人悦子提及：手塚创作时一定要戴上贝雷帽才能心平气和下来，仿佛灵感都凝聚在这顶帽子里了。有时若出门散步不想被认出，手塚便不戴贝雷帽出门。动漫业崇拜手塚而跟风戴贝雷帽者不少，比如画《小叮当》的藤本弘。
艺术的无用之用，非必要之必要，多少人能领略？爱尔兰作家王尔德在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前言说“一切艺术都是毫无用处的”，引来一名读者的疑问，作者在1891年回信解释：
在新加坡，老一辈画家有不少戴过贝雷帽，比如：刘开赏、张汝器、李曼峰、钟四宾（泗滨）、杨可均、李士心等等，尤其是留法或游欧的画家更加常见。留法的张汝器将贝雷帽联同白衬衫打领带，画入自画像里。爱戴贝雷帽的李曼峰照片出现在画册上，1987年据闻他也戴贝雷帽坐在轮椅上，出席国家博物馆画廊最后的个展。钟四宾游历欧洲，与友人见面时，戴上贝雷帽合影。
疫情期间，居家办公，若果没有窗外的云，桌上的花，一杯酒，身边的书，iPad的影视剧，日子要怎么过？活活地无聊闷死吧。
让贝雷帽成为画家帽，深入民心的是荷兰黄金时代大画家伦勃朗（Rembrandt）。这位巴洛克派画家留下几十幅自画像，画家钟爱的饰以羽毛、丝绒质等贝雷帽经常出现油画上，见证了画家意气风发到沧桑衰老的一生。19及20世纪，巴黎画家如莫奈、塞尚、毕加索等也效仿伦勃朗，爱戴贝雷帽，该帽在冰冷的画室里保暖又舒适。
贝雷帽怎样戴得好看，有型有款，所谓美感这回事，不就属于艺术范畴？戴得不好，眼睛受罪。
然而，并非只有画家、艺术家、音乐家、导演、诗人、知识分子、波希米亚人等戴贝雷帽。法军精锐部队阿尔卑斯猎兵在1889年将贝雷帽归为制服一部分。搞政治革命的，也戴它，戴得最帅气的是古巴革命领袖切·格瓦拉（Che Guevara），贝雷帽黄铜星，后来成为世界流行文化偶像。工业革命后，贝雷帽大量生产，也超越性别，在20世纪成为女性服饰一部分，在时装设计师可可·香奈儿手里成为时尚宠儿。
“艺术是无用的，因为艺术的目的只是营造情绪，它不是为了以任何方式来指导或影响行为。艺术是极其贫瘠的，而艺术所带来的愉悦感，就在于它的贫瘠……一件艺术品就像一朵花一样无用。一朵花为了自身的喜悦而绽放，我们则在观赏花时获得片刻喜悦。我们与花的关系仅仅如此而已。当然，人可以卖花，这样花对他就是有用的，但这与花本身没任何关系。这并非其本质的一部分……”
贝雷帽早已不是画家或艺术家专有，而今，他们更少戴它了。
诺贝尔作家莫言也说过：“文学和科学相比较，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文学的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庄子说：“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