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偶尔想念的还有两名女生，她们都是领养的，没有爸爸，妈妈是男儿身，照顾她们生活起居的是阿嫲——“妈妈”的妈妈。她们住公寓，经济情况应该不差。我常在下班后直接去教课。两姐妹很有教养，对我很有礼貌也很体贴，有时见我很累，竟然可以半小时不出声径自让我打瞌睡。其实，他们一家包括一名开德士的“叔叔”对我都很好，我常觉得自己受之有愧。她们一升高中，我就自动卸职。后来听闻姐姐精神状况不佳须要停学治疗，后来又听说结婚了。性格文静的妹妹则顺利升上大学，好像还当上牙科医生。
我教补习很多年。早在念中二时，有个邻居就邀我每星期两晚给他一对儿女补习英文，好像也教了一年多。之后，我几乎没间断过教补习，直到1989年。在离校后的25年时间里，我都有固定工作，教补习是副业。结婚后为了增加收入，一度还一周教五次，时间搞得有点紧张。我好像只有一次当过华文补习老师，其他时候不是教英文就是教数理科，想起来还真是误人子弟。
我当派报童五个月，药房工作前后18年，然后才转行到报馆当电讯翻译和记者，62岁退休。 那是后话了。
我还真有个当老师的机会。在应征口试的过程，一名官员看着我的成绩表说：“你的成绩那么好，华文还考到1，为什么不申请当教员？教师是二级公务员，你申请的几个职位都属于第三级。”我没说实话，只回答没兴趣教书。
我教过几个从印度尼西亚来新加坡读书的少年，还有台湾来的插班生，他们都从初中一读起。我教英文。哎呀，他们都几乎是从ABC开始，我教得辛苦，他们学得更辛苦。不过，两个台湾男生很用功，几乎一年内就能赶上班上的进度。印尼的男女学生都值青春期，看来读书没那么全情投入，不过，他们几个月后就克服与老师及同学交流的困难，比较快适应新加坡的学校生活。这些年，我与两名印尼女生偶尔还有见面。
我最先想到的职业是巴士剪票员：搭客上车，问去哪里？然后按规定卖一张车票，并使用公司给的打洞机，在车票某个格子上打洞。薪金是一天七元。七块钱可以啦，一盘鸡饭五角，一杯咖啡乌一毛，我每天都可以给妈妈五块钱帮补家用。
6点半，我们三个“派报童”来到爵敦路路口的印度人咖啡摊用早餐。我要一杯咖啡乌和一片印度煎饼，共两毛钱，鸡蛋和羊肉咖喱是吃不起的，不过，那个两颊都长满胡须的摊主，总会在咖喱汁里放进一块马铃薯和一片番茄。
我常有赚外快的时候，除了星期天，几乎每天凌晨约4点40分，在巴耶利峇上段的下坡路上，就会遇上一辆小车停下来跟我买两份华文报，这样那天我就能进账一毛钱。
小学四年级开始，华文老师给的作文题目常包含《我的志愿》。我那时的理解，老师就是问我们长大后想做什么工作？我每次都写要当老师。
那唯一的一次给人补习华文是在1965年，被介绍给住在一座大洋房里的小公子补习华文。我骑脚踏车从高文路进去，要拐好几个弯才到。女主人要我一星期去两次，一次一小时，学费15元。学费有点低，不过女主人很有礼貌，我一到就亲自端上一杯热美禄。只有一次看见男主人坐在另一个大厅里，他没理睬我。之前我就知道他是一名高级警长。我的那名学生呢？印象中很乖的。我只教了三个月，是时间最短的一次。
派报五个月
文学作品常提起的“毕业就是失业”，在那个年代一点也不夸张。我认识的同学，离开学校后，好多人好多年都无法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他们开始都先当补习老师、华人商店店员、工厂货仓管理员，帮人做账、会馆座办、小贩，或者投入家庭生意，少数能申请到教员和公务员的工作。那时候新政府上台，华校生的新出路包括多个政府机构，如邮局和诊疗所的文员职位。
我不住家里，而是和四个同学合租后港四英里坟山下一间有两个睡房的亚答屋。凌晨4点，闹钟一响，我们同房的三人立即起床，匆忙洗刷后踩上脚踏车便赶到爵敦巷去领报纸。老板利用自己排屋外的空地，整理堆积如山的各种语文的报纸。我们用的脚踏车也是他借的。50多岁的老板，会把一叠40多份报纸抱到我脚踏车的后座上，然后用旧车胎绑紧。老板叠报纸有一套方法。经过他教导，我学会怎样从报纸堆里轻易抽出不同的报纸：《星洲日报》《南洋商报》《新明日报》和《海峡时报》。
下雨天。哗！现在想起来都怕，大雨像许多豆子直朝我身上和头上扣打，幸好老板早就为我安排好雨具，豆大的雨点打在我那顶大帽子上，滴滴嗒嗒的也很好听。冷已不算一回事，老板提醒我雨天路滑别摔倒。
我负责给30户人家派报纸，酬劳以每个订户一元计算，虽然有些店铺包括咖啡店订两份，我每个月的固定工资还是30元。早上4点半出发，6点半回到老板那里结账。为什么须要结账？原来老板每天另外多给五份报纸，遇上路人要买，我每份就能赚五分钱。
17岁念新制高级中学二年级下半年时，才突然感觉就要面对毕业后须找工作的问题。那年是1963年。
卫生部接到我无罪的报告后，随即传我回去上班，并且补足我停职期间的全部薪金，记得有近千元（之前每个月都已领了半薪）。哈哈，我还真发了一笔财。
教英文误人子弟
我是17岁念新制高级中学二年级下半年时，才突然感觉到就要面对毕业后须找工作的问题。那年是1963年。
厕所英文怎么说？
你去了不就要搞罢工吗？
缤纷行业
不过，我这个华校生相信也使得好些华校生同事不以为然，他们可能因为我的行为感觉不自在。1965年5月1日，我参加五一劳动节游行被捕，被拘禁13天。我停职六个月。那一次有200多人被马来西亚警察投进监牢，我是第三批被控的，三四个月后开审时，法官却宣称控方证人供词矛盾，全部被告无罪释放。看来我们这80多人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前两批罪名都成立，每人罚款好几百元。
我也不晓得自己能否胜任教书，倒是有当过识字班代课老师半年多的经验。那年头有好些青少年因家贫辍学，很小就踏进社会工作，尤以女生占多数。这些小当家稍微长大后便有再读点书的愿望，因此，在五六十年代，政党、工会和乡村团体主办的各种识字班都十分受欢迎。至今与我有联系的“学生”还有三四人。
我向同班姓郑的同学询问：“你能介绍我去你父亲的巴士公司当剪票员吗？”郑同学虽然家里有钱，平日待人和善，不过，当他听到我这么一问，脸色马上下沉：“不可以啦，你去了不就要搞罢工吗？公司会很乱！”他这么说，是因为我在1961年参加中四罢考，1962年参加罢课，是他眼中的“进步党”。
不敢申请教师职位
我向同班姓郑的同学询问：“你能介绍我去你父亲的巴士公司当剪票员吗？”郑同学虽然家里有钱，平日待人和善，不过，当他听到我这么一问，脸色马上下沉：“不可以啦，你去了不就要搞罢工吗？公司会很乱！”他这么说，是因为我在1961年参加中四罢考，1962年参加罢课，是他眼中的“进步党”。
当配药员须接受三年的在职训练。可以想象我要怎样去参加每年一次的考试？我开始完全听不懂讲课内容，只能抄下每一课的题目，然后到医院的图书馆借参考书。后来，有个药剂师主动借我他读过的药剂学课本，我才找到一条有把握的学习路径。开始我只是寻找与考试相关的章目作笔记，后来发现那些基本的药剂学知识很有趣也很实用，便不“计较”与考试有无关连，都认真阅读和背诵下来。与我同时受聘的配药员有十多人，三年结业时，我是唯一不须重考理论试卷的职员，而且是华校生。或许还应补充一点，1966年我以私人考生身份考到高级剑桥文凭。
停职期间，我接多一两组补习，还当起派报员。当年找工作不容易，我有两个同学有好几年来便靠派报纸补贴生活开销。所以我一丢了工作，他们马上能给我介绍派报的工作。
应该说回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政府诊疗所配药员。记得第一天去麦士威路的门诊总部报到时，才发现十名新人里只有我一个华校生。那个高级药剂师真爱讲话，从早上9点讲到12点，他坐着我们全站着。最糟糕的是他讲的我几乎没一句听得懂。我的英文成绩在班上算是好，可是水平与英校九号生比较却相差太远，包括日常用语，记得我去上班前才赶忙向人询问厕所英文怎么说？
我的派报范围是大成巷的商店和隔了条马路的葱茅园几户人家。5点我就来到，除了巷头巷尾的两家咖啡店，其他店铺还在沉睡中。怎样把报纸塞进这些门户关得紧紧的店铺呢？还是有诀窍的。不过，有一次我犯了错误，报纸塞错洞，里面传出罐子滚地的咯隆声响。另一次，我要塞进报纸时，发现洞口贴着张纸条：你昨天忘了分给我们报纸！我于是把另一种报纸塞进去当补偿。
1964年，会考成绩公布，我考得不错，哥哥为我剪下《海峡时报》的政府招聘广告，填写几个适合中四资格的工作。之前他问我，要不要申请当教师？我说不要，即使入选，恐怕也做不长久。哥哥也知道，我们校友会有好几名会员是当老师的，都被教育部开除。
我感觉当老师不会太难，只要把书读好，字会念会写懂得意思，不就能教导未来的小朋友吗？我最终没当成学校老师，却教过识字班，也当过补习老师不止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