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事物都因为功能符合需要而存在，平面媒体的报纸如此，电子时代的传媒亦如此。
对于大报和小报的区别，有各种不同的角度与解读，惟均各有不足，或许最简单的分别，应该就是对有关报纸的风格、运作模式与社会观感的综合论点。
在中文报业发展史上，也存在着不少类似如此的角度与解读问题。
从人文发展的角度看，报刊形式的出现和发展，从传统纸媒走向电子化的新媒体，都是一种新的文化经验。
2.大报与小报的重新审视
这个现实的市场空间，正是小报生存和发展的理由，并和大报一样具有其特有的社会功能。
自近现代型报业诞生以来，社会上最普遍的报纸分类法，就是大报与小报。
有学者从功能角度观察，认为大报主要刊载政治新闻和评论，与民间市民日常生活往往有距离，小报正是在这种大报未能关注的“现实空间”里应运而生。
1881年创刊的新加坡《叻报》，公认为是本地及东南亚最早的华文日报，无论内容与形式，都符合现代报章的条件，且存在51年之久，影响巨大，故被认为是“海外第一家正规的华文日报”。
进入新媒体时代，传统大报均面临严酷的存亡竞争；多元性综合报既有为市场接受的部分大报特质，又兼有小报能了解读者需求，善于价值重塑，开拓新市场空间的特质，在新媒体时代里，在和传统平台形式不同的新平台上，仍应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由此可见，对世界最早的近代中文报章这一“简单”问题，因时间、形式、定义等问题，有多种不同的解读，角度不同，所见各异。
1815年，在马六甲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被认为是世界最早的近代中文报刊。这份外国传教士所办的中文刊物，每月出版，册子形式，由于只是期刊，不算报纸。
中文世界里对小报的官方定义，或可以从1934年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发表的《解释取缔小报标准》为代表，即“所称小报，系指内容简陋，篇幅短小，专载琐闻碎事（如时人轶事、游戏小品之类），而无国内外重要电讯记载之类报纸。”（刊《申报》1934年1月16日)
1.世界最早的近代中文报章
这些反映作家其人其事的“趣味”报道，对新文学在市民中的传播有着重大作用，构成人们对新文学史认识的社会基础。
以“报”为名的中文“日报”，年代更早的是清朝初年的《京报》（源自宋明代官方邸报），为北京民间报房刊印，每天刊载朝廷当天发表的各种公告，偶有“探报人”采写北京重大社会新闻，常被近代中外报刊翻译转载。
被认为现代意义上真正的中文报章，是以西方新闻学的定义为据，中文的小报一词，显然也是沿用自西方。
近年学界重新评价民国小报，更认为小报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涵盖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所有研究领域，如近代政治史（时评政论）、经济史（广告）、城市发展史、社会史（民生民俗）、文艺史（戏剧艺术电影文学等）、新闻史等诸多研究课题，是全方位记录社会生活面貌的大型民间史志。
因此，较符合实况应该是改为三分法，即大报、综合报、小报三类。
《京报》通常每天傍晚刊印（因清廷阁钞每天下午发布），公开发行，报房负责投递，内容丰富“实用”，传送又快，遍及全国，读者不少，当时许多官僚、缙绅及洋商的“大班”都长期付费订阅，甚至京城流行的竹枝词也有“日来送报壮门庭”的歌词。
不同名词的出现，都是为了和已被定为低俗的民国小报作区隔，但并不能反映全面情况。
当时上海流行的许多小报，确实符合这一定义，但也有一些并非如此。
虽然《京报》具有一定的报纸特征，但作为清政府允许公开出版的民间“日报”，属于官方特许经营性质，内容以官方文告为主，读者也非一般群众，故学界均认为并非现代意义上真正的报纸，不算是最早的中文报纸。
在许多方面，综合报与大报之间“互补”关系非常清楚，对促进报业的繁荣与进化，具有一般人或许没有体会的推动作用。和小报一起，两者对都市文化的多元化，都具有重要的贡献。
造成如此区隔上模糊不清的尴尬情境，主要原因在于，人们一向习惯于把事物简单地以二分法区分，非黑即白，非大即小，往往忽略两者之间真实存在的模糊空间。
在中国大陆，最早出现的近代中文日报是1861年创刊于上海的《上海新报》（初为周报），存在11年，但该报始终由英国传教士主笔，非中国人。
故1949年后，中国就出现要和民国小报区隔的“城市晚报”。中国改革开放后，1990年代又出现以反映市民生活为主的“都市报”，虽然内容尺度较主流大报宽松，重视趣味性，但其渲染程度仍有一定社会规范约束，未如一些民国小报般泛滥。
但它并非日报，存在时间很短，故也有人对其定位有意见。
由此可见，把大报之外的报纸全都定位为低俗小报，并未能真实反映“小报”的完整特质。
64年后，上海才出现中文报业史上最早的小报，即1897年在上海创刊的《游戏报》，它比美国小报出现迟超过半世纪，故应受后者影响；中文报业里的小报一词，应也同样移殖自西方。
如民国时期上海著名的小报之一的《晶报》，就是以“融新闻、文艺、知识、娱乐为一炉”为办报宗旨的综合性小报，创办初期即偏重文艺，后来重心逐渐向社会政治转移。经营历时21年（多数小报只存活一两年甚至几个月），影响甚大。
在新加坡，1858年就有一份中文报章《日升报》出版（出版年份与《香港中外新报》相同），记载于《海峡殖民地政府宪报》，但为“每逢星期一出版”的周报，且资料阙缺，不能论断。
3.较符合实况的三分法
许多小报还以犀利的笔锋针砭时弊，揭露社会黑幕、政界秘闻，刊登大报所不敢载而闻名。
现代新闻学者对民国小报的研究，因此也有消闲性（如花报、戏报、游戏场报、电影报等），以及综合性（如政治性的党派团体报、小说报）的不同分类。
1858年，香港出版的《香港中外新报》，被中国报史权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927年）认为“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化日报”。该报为中国知识分子所办，确是中国人最早创办的近代报纸。但因地点在属于英殖民地的香港，对其“身份”定位也有歧议。
进入新媒体时代，传统大报均面临严酷的存亡竞争；多元性综合报既有为市场接受的部分大报特质，又兼有小报能了解读者需求，善于价值重塑，开拓新市场空间的特质，在新媒体时代，在和传统平台形式不同的新平台上，仍应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换言之，民国小报的文化品质，代表近现代中国社会市民文化的体现，也为人们提供一种现实的视角。
中文报刊对200余年来海内外华人政治及社会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早有定论。
1853年，旧金山的《金山日新录》（Golden Hill News），洋人出版，但“用唐字缮写”，以“唐人”为对象，内容刊载中美新闻，还有货物行情、船期及广告，符合现代报纸的各种特征，被认为才是世界最早的中文报。
特别是从晚清到1940年代，小报编者不断转换身份，由早期的科举旧文人和“洋场才子”，到有新文学背景的小报编者，包括许多关注通俗和市民层面的新文学作家，如曹聚仁、周楞伽等，从市民立场切入，保留许多社会人文——特别是新文学人物的真实侧影（如徐志摩和陆小曼的韵事等）。
随时间的流转，对新经验的解读和观察角度，就有许多可以探讨和省思的空间。
1856年，美国华侨司徒源创办的《沙架免度新录》（Chinese Daily News），是首份华人在海外创办的华文报纸，也被认为应该是世上第一份华文日报。但它很快就改为三日刊，甚至不定期出版至停刊。
1833年（清道光十三年）美国纽约出版的《纽约太阳报》（The New York Sun），以夸张渲染新闻，独创一格，被公认为西方小报之始，其小开报型的tabloid一词，也成为西方小报的专用名词。
大报小报当然是沿用传统定义，综合报则是融合大小报特质的报纸，除了社会新闻，也涵盖体育、经济或政治类专题报道，其性质可谓是“准大报”或“类小报”。
